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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旅俄华工联合会”扩大了活动规模，并建议苏维埃政府向中国派遣代表，同时，1920年6月25日在会内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Централъ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Ъ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при РКП（б），7月1日得到俄共中央委员会承认），成为实际上的党组织，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大会时，仍然以“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名义，选派了刘泽荣和安龙鹤[6]两名代表参加会议。在这次大会期间的7月25日，刘泽荣还在莫斯科与马林（H.Maring）和朴镇淳（D.Pak，朝鲜革命家）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一事进行了协商。[7]人们都知道，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开始把眼光朝向东方[8]（共产国际指导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于此次会议后的9月在巴库召开）；殊不知，与此同时，在俄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活动，还为在远东和中国国内开展工作而加紧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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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内战仍在激烈进行、列强的革命干涉军队仍未撤退的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境内，从1919年初也开始了对远东各国的接触。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情报宣传机关，以“与东方及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联络，组织同他们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煽动工作”。[9]该局成员之一加蓬（F.I.Gapon）于同年6月18日写的专题报告称，必须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加蓬的计划还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势力建立密切关系，并对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援助。[10]有人说，“1919年是苏俄与外部世界完全孤立的一年”[11]，就西伯利亚来看，托木斯克、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这些重要城市确实还在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控制之下；但是，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们已经把视线投向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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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曾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一带活动、当时正在莫斯科躲避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V.D.Vilensky-Sibiryakov，俄共党员），于8月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不久获政治局批准，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离开了莫斯科。他赴任时接受的使命是：①鉴于日本、美国、中国三国的利害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②唤起中国、蒙古和朝鲜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③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④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12]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9月进入西伯利亚，在那里活动到年底；后来，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1月），遂于2月14日携杨松（Ya.D.Yanson）抵达伊尔库茨克，后再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并留在了那里。[13]这时，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远东州委（此时仍处于地下状态）在1月刚刚发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通报说，准备与中国革命家建立经常性联系。[14]在这种形势下，威廉斯基不仅出席了在尼科里斯克召开的俄共远东地区代表会议，向驻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军司令官提议日本与苏俄建交等[15]，忙于解决远东的悬案，后来还亲自去了中国（后叙）。同年4月，魏金斯基一行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去中国，就是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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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一）——布尔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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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魏金斯基访华之前，有必要对曾先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活动的几个革命派俄国人（包括非布尔什维克）进行考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我们只能在零星的警方记录或回忆录中知道他们的存在；事实如何，扑朔迷离。不用说，他们并不一定是有组织地活动，所以，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正式记录留存下来。又由于西伯利亚、远东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形势异常复杂，他们的背景关系也不易理清。尽管如此，把支离破碎的记录拼接起来，也还是能够依稀看得出他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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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最早进行接触的俄国使者，布尔特曼（N.G.Burtman）这个俄国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布尔特曼在加鲁尚茨（Garushiants）于原苏联时期进行的研究[16]中最早被提及，又因迈斯纳（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7]而为一般学者所熟知。迈斯纳的这部著作开辟了美国李大钊研究的滥觞。加鲁尚茨和迈斯纳对布尔特曼的记述，都是以缪勒尔（A.A.Muller）1957年写的回忆录[18]为依据的，据说缪勒尔曾与布尔特曼共同在中国工作过。缪勒尔这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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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在1919年9月与布尔特曼会面时，他依然和学生们保持联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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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中国学生们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1920年1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四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确立了联合，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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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1919年前后，布尔特曼等已经与李大钊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了接触。但是，由于缪勒尔当时的行踪不清楚，难以推断更具体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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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来出版的布尔特曼的传记[20]载，布尔特曼1900年生于敖德萨。1915年前后全家迁居哈尔滨，布尔特曼在哈尔滨上中学时得知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1918年夏成为俄共哈尔滨秘密支部的成员。后就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1919年2月因煽动学生运动被开除。回哈尔滨后，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3月接受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指示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他到天津后，在俄籍美国人斯坦因伯格经营的公司（可能是石德洋行［Steinberg ＆ Co.］）工作，同时与天津、北京的学生以及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1919年春）；1920年1月15日接受组织决定离开天津。在这部按缪勒尔回忆录写就的传记中，布尔特曼与李大钊有过两次接触，都有相关的具体数字，但是没有注明根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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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传记给人的印象是，布尔特曼被派往中国内地，是布尔什维克有组织的活动的一环，这点却颇令人怀疑。因为，布尔特曼死（1921年初）后的悼词中只写到，他被驱逐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学后，“返回哈尔滨，在铁路工人中进行地下宣传鼓动工作，1919年初加入俄国共产党。1919年中期，高尔察克发动军事攻势，他不得不逃往中国”。[21]关于布尔特曼与李大钊等中国人的交往，悼词也只字未提。再加上，在布尔特曼所属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12月写成的报告[22]中，列举了几个曾经在中国活动的俄国人，却根本没有提到布尔特曼的活动。考虑到上述缪勒尔的回忆录是在为中国革命献身的李大钊被赞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后才写就的，我们难以断言布尔特曼和缪勒尔接触的就是李大钊其人。纵然他们确实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过，恐怕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是布尔特曼个人交际范围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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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特曼在1920年初取道蒙古回国，3月初到达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成为远东共和国政府的一员，同年6月抵达伊尔库茨克，在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工作，该局设东方民族处后，就任该处主席，主持该处的日常工作，直至去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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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布尔特曼就任东方民族处主席，与他在中国内地的活动经历恐怕不无关系；而他任上工作突出，所以就倒过来把他过去的经历也一并解释为曾经与中国社会主义者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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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金斯基之前的“使者”（二）——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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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布尔特曼是在华北活动的神秘“使者”，那么，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地下活动的，则是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这三个俄国人。让我们首先来看波波夫。[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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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曼（H.0.Chapman）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苏俄密使“波波夫”（M.Popov）的名字。该书称，波波夫于1919年受苏俄派遣来华调查中国情况，数月后回国提出了报告，于是，1920年苏俄派来了使者，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25]这个见解，后来被骆传华所继承，并写进《今日中国劳工问题》（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出版）一书（第39页）中：“1919年俄人包朴甫到上海调查中国有无传布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920年苏俄共产党遂派员至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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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美的外交文件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件，波波夫（别名“斯莫尔斯基Smolsky”）一共来过上海四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5月和波德伟斯基（Podvoisky）一起从俄国到上海；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来过一次，1920年（年初和7月）来过两次。据说，他来华前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的现役军人，派其来华的是该军区布尔什维克组织，或者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先斯基（A.Voznesensky）；他计划在上海建立情报局，主要接触的是张墨池、景梅九等无政府主义人士，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也有所接触。[26]日本外务省的文件[27]也报告说，波波夫与上海的“过激派机关报Shanghai Life”（关于俄语《上海生活》报后叙）有关系；还有消息说，1920年10月，他负责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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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波夫活动的资料只有以上警方记录，没有发现派他来华的俄国方面的文件。警方资料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把一切可疑的俄国人都看成布尔什维克或“过激派”；因此，这些资料不一定准确地记录了波波夫的活动。不过，波波夫与魏金斯基来华后正式展开的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是事实。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断言，他在1918—1919年来华时，已经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任命的正式“使者”。与上述布尔特曼一样，他的来华和活动，与其说是有组织的，也许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顺言之，波波夫于1921年春由上海去北京，后来好像回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28]，似乎再也没有到中国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加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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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波夫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活动的，是阿格辽夫（A.F.Agarev）。我们先来看警方有关阿格辽夫的记录。驻上海的日本武官1920年3月的报告称，据驻沪俄国武官的情报，“俄国人阿格辽夫正与李仁杰［李汉俊］、吕运亨等密筹，计划发行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29]李汉俊，不用说是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人物之一，而吕运亨则是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志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于同年5月报告说，“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阿格辽夫”2月由上海经天津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数日后再度来华，5月15日旋又离开上海，经北京往符拉迪沃斯托克。[30]看得出，这个时期的阿格辽夫频繁穿梭于远东各地。他的头衔是“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而他在1918年6月末苏维埃被政变推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会复活后，确实曾经做过市长，按党派立场来说，阿格辽夫是孟什维克。[31]1920年1月，由革命诸党派组成的沿海州地方自治政权成立后，他被这个临时政权派往中国进行外交交涉[32]，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上海的社会主义者的。事实上，在俄共方面1920年12月的报告中，阿格辽夫是被当作魏金斯基受派来华前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来记述的。[33]但他与魏金斯基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却完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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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格辽夫不同，波塔波夫（A.S.Potapov）由于为魏金斯基在中国打下了开展工作的基础而引人注目。[34]波塔波夫原为沙俄帝国的高级将领（少将），20世纪初在远东服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5月被派往中国，十月革命时正在中国，革命后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提供远东的军事情报。一个时期似乎曾在日本，但1919年12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以后一直在中国。[35]波塔波夫在上海期间（1919年12月17日—1920年4月22日）[36]，1920年3月与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戴季陶、孙伯兰等名士有过交往，据说曾计划发行“过激主义之书报”[37]；4月末曾和朝鲜著名社会活动家吕运亨一起，到过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控制下的福建省漳州（闽南护法区）[38]，29日与陈炯明会谈，提出对陈的革命活动予以援助[39]；同年5月22日，波塔波夫还加入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大同党”（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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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塔波夫当时的身份，曾在上海与他有过接触的美国记者索科尔斯基（G.Sokolsky）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密报说，波塔波夫“表面上像个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信任”。[40]从这个角度讲，波塔波夫与上述布尔特曼、波波夫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他和波波夫等的很大不同在于，他通过活动取得的情报肯定传递到了苏俄方面，而这些情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俄的对华工作。陈炯明在接受波塔波夫的访问后写给列宁的信，通过波塔波夫送到了莫斯科，并被附以“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的注释，刊登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上。[41]人们都知道，后来苏俄在中国最初的合作对象就是陈炯明。本书无暇探讨孙中山、陈炯明等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42]，但是，陈炯明给列宁的表示全面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信，无疑使苏维埃方面给予了陈炯明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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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波夫在上海和漳州收集的情报，有些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动向的，也提供给了苏俄方面。比如，1920年5月1日，他在漳州看到当地举行庆祝“五一”盛大活动，这种情形通过他也报告给了上述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并与他接触过的上海学生领袖的情况一同在威廉斯基的文章中被介绍了出来。[43]1920年4月来华的“正式”使者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有一段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44]，看来魏金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而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也在这个时期报告说，“波塔波夫从其头领‘塔拉索夫’［魏金斯基的化名］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45]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波塔波夫是威廉斯基——魏金斯基这条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渠道上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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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波夫还与提供布尔什维克书籍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事有关。他曾报告说，“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列涅［音译］，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刊物上”。[46]不清楚这里所说的小册子指的是什么，但所谓“李列涅”（Li Rienie，ЛиРиениe）就是李人杰（Li Renjie），即指李汉俊，而在共产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在《新青年》八卷三号（1920年11月）上翻译发表的《我们要从哪里做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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