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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波夫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活动的，是阿格辽夫（A.F.Agarev）。我们先来看警方有关阿格辽夫的记录。驻上海的日本武官1920年3月的报告称，据驻沪俄国武官的情报，“俄国人阿格辽夫正与李仁杰［李汉俊］、吕运亨等密筹，计划发行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29]李汉俊，不用说是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人物之一，而吕运亨则是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志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于同年5月报告说，“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阿格辽夫”2月由上海经天津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数日后再度来华，5月15日旋又离开上海，经北京往符拉迪沃斯托克。[30]看得出，这个时期的阿格辽夫频繁穿梭于远东各地。他的头衔是“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长”，而他在1918年6月末苏维埃被政变推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会复活后，确实曾经做过市长，按党派立场来说，阿格辽夫是孟什维克。[31]1920年1月，由革命诸党派组成的沿海州地方自治政权成立后，他被这个临时政权派往中国进行外交交涉[32]，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上海的社会主义者的。事实上，在俄共方面1920年12月的报告中，阿格辽夫是被当作魏金斯基受派来华前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来记述的。[33]但他与魏金斯基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却完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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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格辽夫不同，波塔波夫（A.S.Potapov）由于为魏金斯基在中国打下了开展工作的基础而引人注目。[34]波塔波夫原为沙俄帝国的高级将领（少将），20世纪初在远东服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5月被派往中国，十月革命时正在中国，革命后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提供远东的军事情报。一个时期似乎曾在日本，但1919年12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以后一直在中国。[35]波塔波夫在上海期间（1919年12月17日—1920年4月22日）[36]，1920年3月与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戴季陶、孙伯兰等名士有过交往，据说曾计划发行“过激主义之书报”[37]；4月末曾和朝鲜著名社会活动家吕运亨一起，到过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控制下的福建省漳州（闽南护法区）[38]，29日与陈炯明会谈，提出对陈的革命活动予以援助[39]；同年5月22日，波塔波夫还加入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大同党”（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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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塔波夫当时的身份，曾在上海与他有过接触的美国记者索科尔斯基（G.Sokolsky）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密报说，波塔波夫“表面上像个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信任”。[40]从这个角度讲，波塔波夫与上述布尔特曼、波波夫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他和波波夫等的很大不同在于，他通过活动取得的情报肯定传递到了苏俄方面，而这些情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俄的对华工作。陈炯明在接受波塔波夫的访问后写给列宁的信，通过波塔波夫送到了莫斯科，并被附以“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的注释，刊登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上。[41]人们都知道，后来苏俄在中国最初的合作对象就是陈炯明。本书无暇探讨孙中山、陈炯明等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42]，但是，陈炯明给列宁的表示全面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信，无疑使苏维埃方面给予了陈炯明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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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波夫在上海和漳州收集的情报，有些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动向的，也提供给了苏俄方面。比如，1920年5月1日，他在漳州看到当地举行庆祝“五一”盛大活动，这种情形通过他也报告给了上述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并与他接触过的上海学生领袖的情况一同在威廉斯基的文章中被介绍了出来。[43]1920年4月来华的“正式”使者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有一段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44]，看来魏金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而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也在这个时期报告说，“波塔波夫从其头领‘塔拉索夫’［魏金斯基的化名］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45]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波塔波夫是威廉斯基——魏金斯基这条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渠道上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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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波夫还与提供布尔什维克书籍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事有关。他曾报告说，“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列涅［音译］，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刊物上”。[46]不清楚这里所说的小册子指的是什么，但所谓“李列涅”（Li Rienie，ЛиРиениe）就是李人杰（Li Renjie），即指李汉俊，而在共产主义刊物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在《新青年》八卷三号（1920年11月）上翻译发表的《我们要从哪里做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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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波夫从漳州回到上海后，6月初会见了孙中山，向他介绍了苏俄的情况。但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不同，态度十分慎重。他不久后就离开了上海，1920年秋，经欧洲回到了莫斯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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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西伯利亚、远东的对华工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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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的对华工作分为好几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的系统。这些系统不仅相互间关系复杂，而且因内战局势的发展而时常改组，仅弄清其变化过程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了一个缓冲的远东共和国（Far Eastern Republic），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情况更加混乱。上述布尔特曼、波波夫、波塔波夫等“鲜为人知的密使”们的活动背景难以澄清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组织系统上的混乱。很长一个时期，学者们连1920年4月来华的魏金斯基到底是俄共的使者，还是共产国际的使者也搞不清。[49]魏金斯基来华后，俄西伯利亚、远东党、政府、共产国际等各系统杂乱交错的状态仍然持续了一个时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也复杂起来。为了理解其之所以复杂的背景，有必要对西伯利亚、远东的俄共地方党组织和对华工作机关的沿革作一鸟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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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即1918年12月17日成立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以下简称“俄共西伯利亚局”），和1920年3月3日成立的俄共远东州委。前者是为了贯彻执行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工作，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关，而后者则是为了管辖即将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党组织，分别在鄂木斯克和上乌丁斯克（现乌兰乌德）成立的，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又分别迁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新西伯利亚）和赤塔。远东州委刚成立时是俄共西伯利亚局的下级组织，同时，因为远东全境尚未统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设了分局。这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内设有外国处，作为对外工作机关。远东州委升格改组为与俄共西伯利亚局同级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以下简称“俄共远东局”），是1920年8月的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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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罗斯所属远东周边地图（1920-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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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托木斯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则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了东方民族处，并以此为对外工作的窗口。当时，伊尔库茨克有许多侨居俄国的中国人、朝鲜人，他们也为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而开始了活动，据说这就是设立东方民族处的背景。东方民族处的成员有冈察洛夫（N.K.Goncharov），布尔特曼、加蓬，后来又加入了布龙斯泰因（M.N.Bronshtein），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布尔特曼和布龙斯泰因两个人。该处自一开始就按民族设置了下级科室，阵容颇整齐。下级科室有中国科（阿勃拉姆松［M.M.Abramson］、霍赫洛夫金［V.Hohlovkin］）、朝鲜科（格尔舍维奇［Gershevich］）等；因为没有懂日语的人才，暂时没有设日本科。[52]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科里没有中国人。据说阿勃拉姆松和霍赫洛夫金二人的汉语都很好；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在当地众多的中国侨民中，找不到合适的共产主义者。由于各机关间的派系矛盾，东方民族处（以及俄共西伯利亚局）与俄共远东州委（以及其领导的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却并不协调。东方民族处屡屡向莫斯科递函表示不满，说由于远东州委和远东共和国政府的阻挠，无法与远东地区取得联系；同年秋，又直接要求共产国际将该处纳入共产国际系统，以避免远东共和国从中作梗。[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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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工作机关渐次形成的时候，俄共中央于1920年9月2日决定，把中国侨民团体在莫斯科成立的上述“俄国共产华员局”迁至远东，改称“远东俄国共产华员局”，并令其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直接联络、从事活动。[54]该举措大概是为了扩充该处人员。于是，诞生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组织终于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从事活动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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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共产国际系统，其对华工作的准备工作也是自1920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如前所述，同年7月，马林、刘泽荣、朴镇淳等人曾于莫斯科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一事进行过磋商，后来，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8月决定，在世界各重要地区派驻驻外代表，并指定马林为驻上海代表。[55]9月15日，该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在远东设立共产国际书记处。[56]决定做出后，上述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遂反复要求把共产国际的书记处设在该处。开始时，共产国际书记处似乎准备设在远东共和国首都、同时也是俄共远东州委所在地的上乌丁斯克（或赤塔）。[57]后来，围绕远东的书记处应该设在哪里，以及如何统一山头林立的各机关进行了反复探索——此处不便详述——，最后，1921年1月，根据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分别于1月5日和15日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ДaЛънeвoст очнъгйсекрета Риат ИККИ）设在了伊尔库茨克。根据该决定，东方民族处撤销，其原有成员编入远东书记处，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代表团的不少工作人员也纳入了该书记处的机构。至此，原来分属共产国际、东方苏俄外交组织、党组织的对华工作机关，基本上统一到了共产国际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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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方民族处（伊尔库茨克）和俄共远东州委、远东共和国（上乌丁斯克、赤塔）之间的摩擦并未就此完全消释，因为远东共和国虽说在苏俄控制之下，却在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展对华交涉。[58]远东共和国的正式对华外交交涉，始于以优林（M.I.Yurin）为团长的代表团（名义上是商务代表团）访华；该代表团于1920年8月26日到达北京。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在中国开展活动，包括文件传递、汇款等技术方面，不得不借助当时在北京合法活动的优林代表团的力量。资金和情报必须经过北京一赤塔这条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了远东共和国政府以及俄共远东州委的介入。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就是在苏俄的对华工作窗口尚未统一的时候来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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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魏金斯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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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金斯基一行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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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其后数次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影响的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是于1920年4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的。当时，他才刚刚27岁。派遣他的，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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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来华，按上述苏俄对华工作机关的演变来讲，是在其中的主要机关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以前，因此，起初可能是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独自进行的对外工作之一。事实上，在后来东方民族处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59]（以下简称《报告》）中，魏金斯基一行赴中国确实被看成俄国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城市在远东独自进行的行动之一。他被派往中国的1920年4月，正值身负俄共政治局使命的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期间，而威廉斯基的使命是“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因此，威廉斯基肯定与派遣魏金斯基一事有关。当时的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势力相当大，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沿海州政府主席尼基福罗夫、交通部长库什纳列夫都是靠该分局的支持进入政府的。[60]另外，当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尽管仍然有日本军队驻扎，但依然是对外交通的枢纽，这也是先于内地的伊尔库茨克、赤塔向中国派遣“使者”的重要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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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于1893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捏韦尔。1907年自学校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事务会计等，1913年为谋生计赴美，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在美国、加拿大生活约五年之后，1918年春回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斗争，因而遭逮捕，被判刑流放萨哈林岛。伏刑期间举行暴动，1920年1月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活动。[61]他不会汉语，被选拔为赴华使者，大概是因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语，培养了他的政治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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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告》称，魏金斯基一行由他本人和“两名助手季托夫（Titov，东方学院毕业生）和谢列勃里亚科夫（B.I.Serebryakov，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全权代表。关于季托夫，只知道他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62]的毕业生；而谢列勃里亚科夫就是那位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屡见其名的金万谦。[63]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报告》没有明确叙述魏金斯基一行的任务，但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活动推测，他们的任务应该是调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社会运动，物色社会主义者，倘若可能，则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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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只说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上海）”，没有提到所取的路线——尽管从当时的交通情况判断，一般应该走海路。他们可能先到天津、北京，然后又去了上海，也可能径直去了上海。不过，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信[64]里写到经由北京收到了电报，还报告了天津的联络地址；所以，先到北京的可能性要大些。当时接触过魏金斯基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也说，他先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然后按李大钊的意见去了上海。[65]在这里，我们就当作他先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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