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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往的说法，魏金斯基一行中还有担任翻译的杨明斋（旅居俄国的山东籍侨民）和马马耶夫（I.K.Mamaev），而《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两个人，故在此稍加考察。一行人中有杨明斋和马马耶夫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录。[66]杨明斋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01年，为生活所迫到了俄国，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做过多种工作。也有人说，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事组织中国劳工的工作，回中国以前，担任“华侨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俄共从事秘密工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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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明斋，除包惠僧外，还有人回忆他与魏金斯基一同来北京；其中有的回忆录还说，曾听杨明斋本人谈过魏金斯基和李大钊接触的经过。[68]如后文将要探讨的那样，很明显，杨明斋也在上海与魏金斯基一同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所以，估计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即开始他也许并非正式成员，但是，从魏金斯基在北京开始活动时，他就加入了进去。杨明斋后来在自己写的个人履历中，将自己的来华时间写为1919年末[69]，如果这个时间无误，那么，杨明斋很可能是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因故回国，而在魏金斯基来华后又与其会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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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马耶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魏金斯基等人自北京到上海时，他留在了华北[70]；另一种说法是，他当初就没有加入魏金斯基一行。[71]而后一种说法大概是正确的。因为据《报告》记载，马马耶夫是魏金斯基出发后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国处成员之一，后来又与阿勃拉姆松一起在哈尔滨从事活动。而说马马耶夫与魏金斯基同行的包惠僧，当时并不在北京，所以他的回忆是否可信，值得怀疑。不过，也不能就此断定包惠僧的回忆完全没有根据。在1953年的回忆录中，包惠僧说，1920年秋，马马耶夫来到了他当时所在的武汉，而武汉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内容与此相符。[72]虽然至今没有发现马马耶夫到过中国内地的正式记录，但很可能他确实到过中国，并在武汉与包惠僧见过面，而包惠僧却把这此次见面与未曾直接接触过的魏金斯基一行来华当成了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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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在北京首先接触的是李大钊。这时的李大钊已经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共鸣，并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二人的会面似乎是自然中事。不过，对魏金斯基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自然应该有人把李大钊介绍给他。而这个介绍人大概是李大钊的俄国同事、北京大学的俄语和法语教师伊万诺夫（A.A.I-vanov），或者是同为北京大学俄语教师的柏烈伟（S.A.Pole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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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夫（中国名：伊文）生于俄国，因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而逃到法国。据说，从1907年到1917年，他曾与克鲁包特金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共同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同年9月，作为克伦斯基政府的外交代表团成员来华。十月革命后，他转而拥护革命政权，在北京的法语报纸《北京报》（JoumaldePekin）上发表拥护苏俄的言论；同时，自1919年9月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法语、俄语。[73]伊万诺夫把魏金斯基介绍给李大钊一说，来自同时期在远东活动的俄国人达林（S.A.Dalin）于1975年发表的回忆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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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伊万诺夫是介绍人的说法，细究起来，都源于达林的回忆录。不过，其他几份资料也间接暗示了伊万诺夫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报告》就把他当作魏金斯基来华前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说他是“来自巴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法语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事实上的编辑”；而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中也记述到，他通过《北京报》收到了西伯利亚方面发来的电报。[75]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伊万诺夫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但是，对于在中国没有任何活动基础的魏金斯基来说，“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伊万诺夫给予他的援助，哪怕仅仅是通讯方面的，也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伊万诺夫对魏金斯基一行的使命知道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李大钊的同事，有充分条件在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之间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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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万诺夫相比，柏烈伟的作用似乎大得多。魏金斯基是由柏烈伟介绍给李大钊的说法，也来自上述包惠僧的回忆录。包惠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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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魏金斯基一行］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开展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京大学俄文教授的鲍立维［柏烈伟］。鲍立维原是白俄而同情十月革命的。……他［魏金斯基］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其他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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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回忆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说苏俄大使馆也做了工作，而当时苏俄大使馆尚不存在。不过，从中却可以看出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离不开当地俄国人的协助，特别是柏烈伟的政治支持。关于柏烈伟来华的经过和时期，有的说他是1918年下半年来华，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有关系；[77]还有的说他在十月革命后做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78]但这些说法的可信成分有多大，不得而知。从当时中国警方的材料看，他当时住在天津，每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讲授俄语。[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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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包惠僧当时并不在北京，那么张国焘则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他的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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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他［魏金斯基］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做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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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里，柏烈伟被当做和伊万诺夫一样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前就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天津大学教授［原文如此］”、共产党员。魏金斯基在来华后写给上级组织的几封信中[81]，也报告说得到了柏烈伟的积极协助。不仅如此，后来北京的优林代表团等远东共和国的有关使节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资金时，柏烈伟也曾从中斡旋。[82]很明显，柏烈伟对于魏金斯基来华后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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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柏烈伟后来的活动情况似乎并不值得称道。曾经与他共同编撰过俄语语法书的张西曼说，他是一个“败类”，一边发放秘密入境证明给那些希望赴俄的人，一边贪污共产国际的公款；后来贪污行为暴露，被勒令回国，而他害怕受处分，就逃到美国去了。[83]当时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学生也回忆说，柏烈伟仗着有苏俄做靠山，行为很不检点，多次受到俄语系实际负责人伊万诺夫的斥责。[84]而优林也在1921年写信指责柏烈伟泄露机密，要求将其召回莫斯科，并给予处罚[85]，这证明柏烈伟行为不检点并非谣传。来自苏俄的活动经费管理不善并非稀罕事，同样的问题在一部分高丽共产党有关人身上也曾发生过。[86]总之，虽说是共产主义者，早期参加活动的人，其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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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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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在伊万诺夫、柏烈伟的协助下，与李大钊进行了接触。他们二人都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其后李大钊成了在北京从事中共建党工作的中心人物，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在初次接触时就商谈了如何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说，即“李大钊还和魏金斯基等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87]当然，二人的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此类记述无非是推测而已。但是，有一种说法使这种推测看上去很有道理，因此在想像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前，让我们先对这种说法做一探讨。这种说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88]，即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就成立共产党进行过商议。按这种说法考虑，李大钊早就考虑成立共产党，因而他和俄共代表魏金斯基之间的会谈，当然是围绕成立共产党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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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南陈北李说”，虽涉及几个细节的说法稍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1920年初（2月前后）陈独秀在秘密离开北京赴天津的途中（或者是在天津）与同行的李大钊商议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部门也执此说。[89]此说主要流行在中国大陆，其意图是，强调创建中共并非由于共产国际或苏俄的指使，而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本质上却事关中共成立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还是中国人自己进行革命运动的产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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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说”的根据是几部回忆录，但是追根求源，都来自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首先，1927年5月，他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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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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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登载于报纸上的这个回忆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或者是笔录者的错误），此处稍做补充。第一章曾述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逮捕，在狱中被关押至9月。出狱后，翌年1月末，他躲过监视经上海到了武汉，2月4日始在武汉停留数日，其间做了几场演讲，这就是所谓北京各报登载的演辞。不过，这次陈独秀到武汉，李大钊没有同行。陈独秀是2月9日乘火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因擅离北京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他感到不安全，就躲到《新青年》同人胡适和李大钊那里，不久就又逃离了北京。[91]所谓与李大钊商议建党，就是在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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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在发表悼念演讲前后不久，还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92]这篇文章也描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的情形，他们乘坐的车辆和化装的样子也都被写得生动逼真；但奇怪的是，惟独没有提到他们商议建立共产党的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修改补充的回忆录[93]里，二人不是去了李大钊的老家，而是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与1927年的悼念文章几乎相同。不用说，文中没有提到他们曾商议建立共产党。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二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的内容，为什么在几乎同时执笔的另一篇追悼文章和其后的回忆录中都见不到呢？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的内容，并非亲笔书写，而是报社记者笔录下来的，因此当场概括不准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那就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成了中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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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是正确的，当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有力根据。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回忆录问题太多。这不仅因为高一涵亲手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商议建党一节。最大的理由是，高在回忆中说，他当时在北京，并协助陈独秀逃离了北京，而此点也正是高一涵回忆录值得相信的证据；但是，事实上，1920年的那个时间他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94]，因此，对他们逃离北京的过程小说般生动逼真的描述，不客气地讲是捏造，善意的解释则完全是道听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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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共产党创建时的领导人，而胡适和李大钊仗义隐藏并帮助过陈独秀脱险，也是北京知识分子圈内津津乐道的美谈。因此，高一涵的回忆只可能是把有关轶事适当拼凑而成的，不能据此认定陈独秀、李大钊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已经商议过创建共产党。[95]而以如此没有根据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为前提推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初次接触就探讨了建立共产党，也必须重新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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