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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与这些人士和团体的接触相当顺利，在他1920年6月9日从上海写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信中报告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正共同进行工作。[115]在这封信中，除了他作为记者公开进行的活动外，还报告了他的真正使命即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看得出，魏金斯基在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与陈独秀接触，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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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已发现的只有6月9日和8月17日这两份，事实上，6月9日以前还有一份，但是至今尚未发现。[116]另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接到魏金斯基报告后于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17]，也是我们探寻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文件资料。这些报告，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魏金斯基的活动场面以及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过提供了不少新的事实，但是，有些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指导他们的俄国人看来，党的创建过程是不同的，而这种不一致本身正是历史摆脱不掉的现象，即，本来是惟一的历史事实，却因观察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成员和魏金斯基等“使者”共同创建共产党这一惟一的历史事实，看法是怎样地因人而异？为何因人而异？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探寻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具体过程时再加以考察，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苏俄方面执笔报告的人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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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魏金斯基的报告。魏金斯基在6月9日的报告[118]中说已经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了关系，然后写道，“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而在汉口协助开展工作的，是上述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柏烈伟教授”谁荐的“一位编外副教授”。[119]可见，这个时期，魏金斯基借助在华俄国侨民的帮助，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各城市也已经开展了工作。他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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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联合出版局（Объе диненное из дательс коебюро）”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陈独秀教授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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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处所述，当前的工作目标是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各地多种多样的组织，召集会议以促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统一，而其中心人物无疑是陈独秀。不过，设想中的核心组织即“联合出版局”具体是什么组织？其中国名称不得而知。有人解释是《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处、上海的群益书社[120]，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一般来讲，俄国人的报告中很少使用人名、地名、组织名称等专有名词，这份报告也如此；因此，要将报告中的名称与当时中国的名称对号入座是困难的。再者，地理观念也与现在有点不同。比如，报告中的“华北”看上去是指北京、天津一带，但实际上，在其他的报告中，却多把上海等江南地区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时南方政府统治的以广东为中心的地区是“南方”，以北都看做是“北方”。总之，这个时期魏金斯基的工作对象虽然仍以上海的中国活动家为主，却已经开始向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扩展，并且，协调和统一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正式步骤即召集会议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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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是否按计划挙行，不得而知。另一份俄国方面的文件记载，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在上海召开了会议[121]，也许就是这次会议；但无从确认。不过，既然会议的决议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等的主导下，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者的工作肯定已经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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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就像是为了推动魏金斯基进一步开展工作似的，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这时来到了中国。据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记录裁，威廉斯基是作为优林代表团的秘书，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的名义，先于代表团于6月下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华的[122]；事实上，他确实于7月4日来到了北京。[123]他到北京后，即于第二天（5日）至7日，与接受电召后赶来的天津、上海等地的在华俄共党员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交换了意见。在上海开展工作的魏金斯基，以及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柏烈伟等很可能也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据威廉斯基的报告载，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交换了意见，确认“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要“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124]我们自然能够注意到，在这里，魏金斯基等“积累的经验”得到了肯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程已经临近了。总之，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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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后，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让我们来看他8月17日的报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份报告与6月9日的报告不同，是写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前面已经探讨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共对华工作机关，经过一番波折后，在1920年8月成立并置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之下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这种情况，在上海的魏金斯基是知道的。顺言之，据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后来的报告称，8月17日的报告，是该处从魏金斯基那里收到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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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开头报告“革命局”成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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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名（四名中国革命者和和我），下设三个处，即出版处、情报煽动处、组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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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 ноебюро）的四名中国成员的姓名，报告中没有记载，汉语如何称呼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革命局”至少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内[126]，其实就是后来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毫无疑问的。报告还说，除上海外，北京也成立了“革命局”，上述米诺尔即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按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斯托扬诺维奇还被从天津派往广州去成立“革命局”，还计划在汉口成立“革命局”；还有在沪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组成的“朝鲜革命局”与中国的“革命局”互相配合进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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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则记述得相当详细。首先，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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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的话》（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Рабочееслово）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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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不用说是指同年8月刚刚出版的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的那个版本。报告中提到名字的小册子和传单，有些尚不清楚；不过，《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可能就是《谁是共产党》[127]，《士兵的话》大概指《一个兵的说话》[128]，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前后散发的小册子。而《工人的话》可能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周刊杂志《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该杂志8月22日发行了第2期，载有陈望道、李汉俊和陈独秀的文章。《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除《共产党宣言》外，该“研究社”还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1920年）。据此判断，“社会主义研究社”亦即新青年社（《劳动界》的总经售处也是新青年社），实际上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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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报煽动处，报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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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煽动处成立了俄华通讯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и нформбюро），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主要是从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Daily Hemld）、《曼彻斯特卫报》（Man chester Guardian）、《民族》周刊（Nation）、《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维埃日历（Совет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129]也被全文刊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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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华通讯局”，就是以与魏金斯基一同来上海的杨明斋为中心设立的“中俄通信社”（有时也作“华俄通信社”），所谓负责情报处资料（翻译）的“一位同志”，概指杨明斋。现在能够确认的该通信社最早的稿件，发表在这一年7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因此，“俄华通讯局”应该是在这之前成立的。[130]“中俄通信社”与达尔塔通讯社、罗斯塔通讯社实际上是一体的。上述霍多罗夫后来在广东说：“华俄通信社是达罗德（总社在赤塔）、洛斯德（总社在莫思科）两个通信分社合组而成的。”[131]达尔塔和罗斯塔主要向国外提供消息，而中俄通信社主要向国内提供翻译成汉语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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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告里，情报处的资料来源写得很清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美国左翼杂志《纽约呼声报》一起，还提到了《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要稿源《苏维埃俄罗斯》。如前章所述，在这份报告之后不久重新发刊的《新青年》开始连篇累牍地译载《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的布尔什维克文章，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份刊物的影响也骤然间大了起来；而这份报告证实了，介绍这些英语文章给《新青年》的就是魏金斯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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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年）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刊物的倾向、出版社等），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要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的出版社（比如，芝加哥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的刊物，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考虑到魏金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魏金斯基不仅在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方面，而且在传播其理论基础即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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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组织处的部分，魏金斯基报告了他们工作的对象，以及工作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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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处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这里已经有了几个我们着手培养的发起组。这一周，我们组织处要召开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纲领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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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计划设立“工会中央局”，以统一各劳动团体，甚至准备好了决议；但是，检索《劳动界》等当时的各种报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或者成立了劳动团体的统一组织。这个时期，陈独秀等确实曾经呼吁“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32]，也与上述中华工业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劳动团体有过接触[133]；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团体最终没能联合起来。这年9月，陈独秀倒是亲自活动成立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召开发起会议，11月21日正式成立[134]），但那也不是“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那种规模的会议。陈独秀曾评论当时的劳动团体说：“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135]看来，统一这些劳动团体的工作，没有能够像报告所说的那样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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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革命局”的工作来看，联合各劳动团体等组织方面的成果，比出版、宣传方面的成果小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召开的在华俄共党员会议上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之后的1920年7月至8月间，在“革命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调确实加快了。魏金斯基的报告还就以后的工作做了这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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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 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这个青年同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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