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4380
1703264381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说准备成立革命学生团体的统一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事先进行了磋商，并为此于“今天”即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召集北京、天津的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是怎样的会议呢？可能性最大的，是8月16日至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互助社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发起“改造联合”的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后来的中共党员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等都是会员），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其宗旨是继承中国青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奋斗精神；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学的山东籍学生（宋介，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为首、于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组织（发行《曙光》杂志，自1920年起开始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天津的觉悟社是以周恩来、刘清扬——后来都是中共党员——等为中心、于1919年9月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人道社是发行《新社会》杂志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与北京YMCA有关的青年于1920年8月结成的青年组织（刊行《人道》杂志）。关于青年互助团，其所在地和成员都不清楚，大概是当时随处簇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一。
1703264382
1703264383
这五个团体的会议，好像是由天津的觉悟社牵头，为了联合分散于各地的进步团体而召开的。但是，在16日的茶话会上，实际召集人、代表少年中国出席会议的李大钊呼吁，为了求得内部一致，有必要明确主义，提议各团体据此主义加强联络。18日，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联络筹备会（少年中国学会有李大钊、张申府出席），会上决定统一团体的名称为“改造联合”，并通过讨论决定制定活动内容和组织大纲。[136]第二天，在北京的少年中国茶话会上，李大钊说：“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最后决定共同讨论其方针。[137]
1703264384
1703264385
报道此次会议的短消息中并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名称，五团体结成的“改造联合”也似乎只存在了很短时期，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证明其后进行了何种活动；只有曾经参加“改造联合”这次会议的人留下了如下的回忆：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138]如前所述，“华俄通信社”是“革命局”的情报处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魏金斯基报告中“青年同盟将派代表参加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的革命局”一节相符合。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魏金斯基所说的旨在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就是“改造联合”的会议。看来，是魏金斯基在报告中把“改造联合”这样的联合进步小团体的动向夸大成了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1703264386
1703264387
尽管魏金斯基的报告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具体的组织名称和人名也难以和中文名称对号入座，但还是清楚地表明，在他到上海后，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的指导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中国各地建党的具体过程，在这里先简单叙述一下魏金斯基回国前的足迹。不过，现存的魏金斯基报告仅有上述两份，他8月以后的活动，只有零星资料可供参考。
1703264388
1703264389
首先看他的另一个任务，即接触朝鲜、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139]1920年10月，魏金斯基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的大杉荣（日本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过面。据大杉荣著《日本脱出记》载，8月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的要人M（所谓“马某”）来访，劝他到上海去一趟，大杉遂于10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L（李东辉）、С（陈独秀）、R（吕运亨）等。[140]会见时在座的“俄国人Т”，大概就是魏金斯基（化名塔拉索夫）。[141]大杉说，他回国前从Т那里接受了两千日圆的活动经费。
1703264390
1703264391
在与中国政要的接触方面，10月9日，魏金斯基在北京与柏烈伟一同会见了有“进步军阀”之称的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就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并介绍了革命俄国的各种组织。[142]此举一方面是作为记者采访，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了解北京政府的支柱、直系实力人物吴佩孚的动向。11月，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拜访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143]会见时，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过，同时也就俄国革命的状况提出了许多问题。据说，孙中山还提出，从地理条件来看，他的根据地广州与俄国之间联络起来不方便，能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一处大功率无线通信设施，以便与广州间互相联系。[144]魏金斯基对此提议是如何答复的不得而知。这次拜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试探褒贬参半的孙中山的立场。
1703264392
1703264393
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应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之邀赴广州，魏金斯基也一前一后（或是结伴）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除了与已被派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等一起帮助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魏金斯基所说的“广州革命局”）的工作以外，还和陈独秀一同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145]广州的建党活动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广州之行是北京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团长优林指示的，同行者还有柏烈伟。[146]可能优林因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迟迟没有进展而焦急，于是派人到广州的南方政府去摸底。魏金斯基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月12日[147]，其后不久即经北京回俄国去了。他回国时所取的路线和详细时间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在这年1月在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工作过一个时期。[148]后来，魏金斯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12月）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积累了工作经验，成了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他再次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是回国三年后的1924年4月。[149]
1703264394
1703264395
5.使者相继来华
1703264396
1703264397
在早期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所开展的工作中，魏金斯基的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魏金斯基在华期间，俄国方面的对华工作窗口并未统一，在魏金斯基一行以外，还存在其他渠道。连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这个为了统一对华工作而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机关，从8月到12月这段时间，也仅从魏金斯基处收到过一次报告[150]；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经费，也因该处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倚靠俄共远东局。[151]由于联络体制尚不健全，致使魏金斯基在华期间继续有其他系统的各色“使者”相继来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赫洛夫金（V.Hohlovkin）和福罗姆别尔格（M.Fromberg）。[152]
1703264398
1703264399
首先看霍赫洛夫金。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转述了1924年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话，大致如下：1920年初，可能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来到北京访问了李大钊，井向他试探组织共产党一事，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关于成立共产党的积极反应后，霍赫洛夫金高兴地回伊尔库茨克去了；不久后，魏金斯基就被正式派来了；哈尔滨出生的霍赫洛夫金汉语很流利，后来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53]假如这段回忆无误，这个霍赫洛夫金就是先于魏金斯基被派来华的苏俄使者。不过，虽然他后来确实做过东方大学的远东部主任[154]，却似乎并非苏俄最早派来中国的使者。因为派遣他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载，霍赫洛夫金（该处中国科书记）是该处于1920年8月成立后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信使。这份报告说，霍赫洛夫金的任务是运送和传递可以变卖的宝石、书籍以及给上海支部（魏金斯基）的详细指示。[155]大概与中国方面联系，每每必须经过远东共和国或俄共远东局，不甚通畅，因而才直接派人去的。他去中国肯定是8月以后，但成行和回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上海是否与魏金斯基成功接触，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1703264400
1703264401
另一位是福罗姆别尔格，他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斯穆尔基斯（Yu.D.Smurgis）[156]在魏金斯基回国前的1921年1月经满洲里派来上海的。[157]福罗姆别尔格此前似乎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情报部门工作过，据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与上海的魏金斯基取得联系，以便支援中国的工人运动。斯穆尔基斯1921年6月3日的报告说，远东局的代表（可能即指福罗姆别尔格）已经到达上海，但是没有讲明到达时间。不过，在另一份报告中斯穆尔基斯又说，持有福罗姆别尔格介绍信的二十几名中国人6月10日来到了赤塔。考虑到当时上海和赤塔之间的交通情况，福罗姆别尔格应该是在这数月之前到达上海的。福罗姆别尔格是否按计划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了联系，也无稽可查。斯穆尔基斯7月6日的报告倒是谈到，福罗姆别尔格在上海正与魏金斯基共同开展工作；但是，此时魏金斯基早已离开了中国，肯定是某种误解，或是把1921年6月到上海的马林或尼科尔斯基误以为魏金斯基也未可知。[158]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不久，福罗姆别尔格随后就出现在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59]据说，1920年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俄共党员，总共有十几个人。[160]
1703264402
1703264403
霍赫洛夫金、福罗姆别尔格等来华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且不论结果如何，因其目的都与魏金斯基的工作有关，我们大致上还可以理解他们的背景；但实际上，魏金斯基回俄国前后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还有另一条与他完全无关的渠道。这无疑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对远东工作的混乱情形，而这另一条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产生了与陈独秀等无关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致使在魏金斯基指导下开始启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
1703264404
1703264405
1703264406
1703264407
1703264409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中国“伪”共产党始末
1703264410
1703264411
1.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
1703264412
1703264413
1921年初魏金斯基（可能是为了报告在中国的工作[161]）回国后，到同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这段时间，苏俄、共产国际没有再派使者来中国。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上海仍然有福罗姆别尔格等部分苏俄人员。但是，魏金斯基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回国，对上海的共产主义者打击不小。其后，直到马林来华这段时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因资金困难而陷于停顿。除此以外，中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末从上海去了广州，也是活动停顿的原因之一。例如，他们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在1921年1月出了八卷五期之后，一直中断到4月；《共产党》月刊也于1920年12月第2期以后，有半年多未能发行。[162]马林后来写的报告表明，这些出版活动之所以中断，并非完全由于警方干扰[163]：
1703264414
1703264415
魏金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六十人。他们在工人学校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也不得不中途停办。[164]
1703264416
1703264417
1703264418
1703264419
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包惠僧也说：“后因魏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165]可见，魏金斯基回国，直接造成了活动经费的中断。就在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暂时停顿期间，受苏俄对华工作的谁动，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此前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5月，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委托赴上海，他在上海接触的中国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在20年代初县花一现的“中国共产党”。
1703264420
1703264421
近藤荣藏是日本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成员，他按照1921年春秘密来日的朝鲜人李增林（或称“林某”）的建议，于同年5月受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只身来到上海，与当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接触，并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接受了活动经费。但是，他在上海接触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怎样的组织呢？或者说，一同出面接洽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的人物呢？这些问题都还不十分清楚。近藤晩年在回忆录[166]中写道，在上海，欢迎他的有李东辉、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则有“北京大学讲师、中国共产主义拓荒人”“黄某”（即黄介民[167]）；而警方根据他的口供整理的文件[168]记载，当时在场的还有金河球、朴致顺［朴镇淳］、李东辉、金立等朝鲜人，和中国人“姚作宾”。
1703264422
1703264423
这里提到的人里面，朴镇淳、李东辉等人都是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景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黄介民”、“姚作宾”这两个中国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在当时的上海，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以李汉俊、李达等人为中心开展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小组里没有叫“黄介民”、“姚作宾”的人。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近藤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是李达、李汉俊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来历不明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呢？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又是以什么身份一同会见近藤的呢？
1703264424
1703264425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最早在中国出现，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这方面现存的资料有1912年3月的上海《民权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以及同年4月28日的《盛京时报》（奉天）登载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不过，这些“共产党”似乎未曾实际存在过，没有任何资料反映他们具体从事了哪些活动，其组织构成也一概不得而知。[169]到了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二字对一些守旧的人来说是“大逆不道”，但却吸引了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除陈独秀等人以外，1920年到1922年，陆续出现了不少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团体。那时，“共产党”还不是陈独秀等人的组织的专用名称。事实上，1920年3月在重庆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在北京，1922年2月则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些组织都留下了他们自己写下的宣言或报告等资料，也有人对这些团体的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170]这些“杂牌”共产党都是时代的潮流自然激起的浪花。但是，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结成，因而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党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争正统的关系，这是与那些“杂牌”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而他们之创建共产党，正是苏俄、共产国际多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
1703264426
1703264427
2.1921年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1703264428
1703264429
就创建时期的史料而言，与“正宗”中国共产党相比，“杂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言，而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党”甚至连一份报告也没有留下，更不存在比较完整的资料。不过，利用仅有的几份资料来描画他们组织“共产党”的经过，还是可能的。让我们先从他们1921年在莫斯科的遭遇看起。这方面，有当时留下的以下三份资料可以反映姚作宾1921年在莫斯科试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情形。
[
上一页 ]
[ :1.703264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