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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政要的接触方面，10月9日，魏金斯基在北京与柏烈伟一同会见了有“进步军阀”之称的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就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并介绍了革命俄国的各种组织。[142]此举一方面是作为记者采访，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了解北京政府的支柱、直系实力人物吴佩孚的动向。11月，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拜访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143]会见时，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过，同时也就俄国革命的状况提出了许多问题。据说，孙中山还提出，从地理条件来看，他的根据地广州与俄国之间联络起来不方便，能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一处大功率无线通信设施，以便与广州间互相联系。[144]魏金斯基对此提议是如何答复的不得而知。这次拜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试探褒贬参半的孙中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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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应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之邀赴广州，魏金斯基也一前一后（或是结伴）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除了与已被派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等一起帮助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魏金斯基所说的“广州革命局”）的工作以外，还和陈独秀一同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145]广州的建党活动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广州之行是北京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团长优林指示的，同行者还有柏烈伟。[146]可能优林因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迟迟没有进展而焦急，于是派人到广州的南方政府去摸底。魏金斯基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月12日[147]，其后不久即经北京回俄国去了。他回国时所取的路线和详细时间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在这年1月在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工作过一个时期。[148]后来，魏金斯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12月）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积累了工作经验，成了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他再次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是回国三年后的1924年4月。[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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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者相继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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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所开展的工作中，魏金斯基的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魏金斯基在华期间，俄国方面的对华工作窗口并未统一，在魏金斯基一行以外，还存在其他渠道。连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这个为了统一对华工作而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机关，从8月到12月这段时间，也仅从魏金斯基处收到过一次报告[150]；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经费，也因该处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倚靠俄共远东局。[151]由于联络体制尚不健全，致使魏金斯基在华期间继续有其他系统的各色“使者”相继来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赫洛夫金（V.Hohlovkin）和福罗姆别尔格（M.Fromberg）。[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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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霍赫洛夫金。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转述了1924年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话，大致如下：1920年初，可能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来到北京访问了李大钊，井向他试探组织共产党一事，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关于成立共产党的积极反应后，霍赫洛夫金高兴地回伊尔库茨克去了；不久后，魏金斯基就被正式派来了；哈尔滨出生的霍赫洛夫金汉语很流利，后来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53]假如这段回忆无误，这个霍赫洛夫金就是先于魏金斯基被派来华的苏俄使者。不过，虽然他后来确实做过东方大学的远东部主任[154]，却似乎并非苏俄最早派来中国的使者。因为派遣他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载，霍赫洛夫金（该处中国科书记）是该处于1920年8月成立后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信使。这份报告说，霍赫洛夫金的任务是运送和传递可以变卖的宝石、书籍以及给上海支部（魏金斯基）的详细指示。[155]大概与中国方面联系，每每必须经过远东共和国或俄共远东局，不甚通畅，因而才直接派人去的。他去中国肯定是8月以后，但成行和回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上海是否与魏金斯基成功接触，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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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福罗姆别尔格，他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斯穆尔基斯（Yu.D.Smurgis）[156]在魏金斯基回国前的1921年1月经满洲里派来上海的。[157]福罗姆别尔格此前似乎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情报部门工作过，据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与上海的魏金斯基取得联系，以便支援中国的工人运动。斯穆尔基斯1921年6月3日的报告说，远东局的代表（可能即指福罗姆别尔格）已经到达上海，但是没有讲明到达时间。不过，在另一份报告中斯穆尔基斯又说，持有福罗姆别尔格介绍信的二十几名中国人6月10日来到了赤塔。考虑到当时上海和赤塔之间的交通情况，福罗姆别尔格应该是在这数月之前到达上海的。福罗姆别尔格是否按计划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了联系，也无稽可查。斯穆尔基斯7月6日的报告倒是谈到，福罗姆别尔格在上海正与魏金斯基共同开展工作；但是，此时魏金斯基早已离开了中国，肯定是某种误解，或是把1921年6月到上海的马林或尼科尔斯基误以为魏金斯基也未可知。[158]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不久，福罗姆别尔格随后就出现在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59]据说，1920年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俄共党员，总共有十几个人。[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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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洛夫金、福罗姆别尔格等来华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且不论结果如何，因其目的都与魏金斯基的工作有关，我们大致上还可以理解他们的背景；但实际上，魏金斯基回俄国前后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还有另一条与他完全无关的渠道。这无疑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对远东工作的混乱情形，而这另一条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产生了与陈独秀等无关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致使在魏金斯基指导下开始启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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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中国“伪”共产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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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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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魏金斯基（可能是为了报告在中国的工作[161]）回国后，到同年6月马林到达上海这段时间，苏俄、共产国际没有再派使者来中国。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回国后，上海仍然有福罗姆别尔格等部分苏俄人员。但是，魏金斯基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回国，对上海的共产主义者打击不小。其后，直到马林来华这段时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因资金困难而陷于停顿。除此以外，中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末从上海去了广州，也是活动停顿的原因之一。例如，他们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在1921年1月出了八卷五期之后，一直中断到4月；《共产党》月刊也于1920年12月第2期以后，有半年多未能发行。[162]马林后来写的报告表明，这些出版活动之所以中断，并非完全由于警方干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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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六十人。他们在工人学校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也不得不中途停办。[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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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包惠僧也说：“后因魏金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165]可见，魏金斯基回国，直接造成了活动经费的中断。就在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暂时停顿期间，受苏俄对华工作的谁动，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此前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5月，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委托赴上海，他在上海接触的中国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在20年代初县花一现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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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荣藏是日本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成员，他按照1921年春秘密来日的朝鲜人李增林（或称“林某”）的建议，于同年5月受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只身来到上海，与当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接触，并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接受了活动经费。但是，他在上海接触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怎样的组织呢？或者说，一同出面接洽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的人物呢？这些问题都还不十分清楚。近藤晩年在回忆录[166]中写道，在上海，欢迎他的有李东辉、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则有“北京大学讲师、中国共产主义拓荒人”“黄某”（即黄介民[167]）；而警方根据他的口供整理的文件[168]记载，当时在场的还有金河球、朴致顺［朴镇淳］、李东辉、金立等朝鲜人，和中国人“姚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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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人里面，朴镇淳、李东辉等人都是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景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黄介民”、“姚作宾”这两个中国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在当时的上海，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以李汉俊、李达等人为中心开展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小组里没有叫“黄介民”、“姚作宾”的人。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近藤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是李达、李汉俊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来历不明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呢？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又是以什么身份一同会见近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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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最早在中国出现，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这方面现存的资料有1912年3月的上海《民权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以及同年4月28日的《盛京时报》（奉天）登载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不过，这些“共产党”似乎未曾实际存在过，没有任何资料反映他们具体从事了哪些活动，其组织构成也一概不得而知。[169]到了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二字对一些守旧的人来说是“大逆不道”，但却吸引了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除陈独秀等人以外，1920年到1922年，陆续出现了不少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团体。那时，“共产党”还不是陈独秀等人的组织的专用名称。事实上，1920年3月在重庆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在北京，1922年2月则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些组织都留下了他们自己写下的宣言或报告等资料，也有人对这些团体的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170]这些“杂牌”共产党都是时代的潮流自然激起的浪花。但是，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结成，因而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党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争正统的关系，这是与那些“杂牌”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而他们之创建共产党，正是苏俄、共产国际多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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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年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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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创建时期的史料而言，与“正宗”中国共产党相比，“杂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言，而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党”甚至连一份报告也没有留下，更不存在比较完整的资料。不过，利用仅有的几份资料来描画他们组织“共产党”的经过，还是可能的。让我们先从他们1921年在莫斯科的遭遇看起。这方面，有当时留下的以下三份资料可以反映姚作宾1921年在莫斯科试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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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是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于1924年发表的《赤俄游记》中的一段，大致内容如下：上海的朝鲜人金某［金立？］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了四五十万元的活动经费，便通过姚作宾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接上了联系，并提供了一千元会议经费，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因而得以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反対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只有少数人坚持派代表。最后，姚作宾于1921年经欧洲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姚作宾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井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多少军队。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抗议书，并以全体学生罢课相威胁，同时派代表监禁了姚、张［张民权］。[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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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资料，是曾在民国初期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记录他1921年莫斯科之行的游记中的一节《纪中国五共产党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参加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人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172]江亢虎记录下的另外四个遣使赴俄的“共产党”是：①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来了学生“张君［张太雷］、于君［概指俞秀松］二人”为代表；②也是来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留学生们，但“不承认张、于为代表”的“少年共产党”；③黑龙江省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的“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④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江说，这五个党都主张自己是正统组织，但②的人数最多，他们抨击其他组织假冒“共产党”时，“对姚尤为激昂，但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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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资料，是曾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73]的人于1922年以“CP”的笔名写的文章《我观察过的俄罗斯》[174]，其中这样写道：在莫斯科，“最可以表现中国人的劣性质的，就是什么中国学生联合会长廖某［疑为“姚某”，即姚作宾］和张某［张民权］的冒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原来这廖某从前曾和高丽人金某［金立？］骗了俄国一笔金钱，托辞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后来在中国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有留下，就和这张某再来俄国干同样的把戏了。可是他们被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予以一大打击，就回中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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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似乎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个党与前来莫斯科参加1921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其他几个中国“共产党”一样，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而互相展开了明争暗斗。顺言之，与姚作宾一起被指冒称“共产党”的张民权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175]，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176]他似乎也和姚作宾一样打了“共产党”的旗号。就像高丽共产党内“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相互攻讦一样[177]，各国的自称“共产党”要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大概姚作宾的共产党为了获得承认也使用了些伎俩。而他们的这种做法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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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作宾接近共产国际的努力结果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一件资料来谁测其结局。这是一份声明，从内容判断好像就是上述抱朴《赤俄游记》里提到的那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姚作宾的代表权问题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抗议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派来俄国的代表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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