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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是否按计划挙行，不得而知。另一份俄国方面的文件记载，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在上海召开了会议[121]，也许就是这次会议；但无从确认。不过，既然会议的决议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等的主导下，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者的工作肯定已经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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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就像是为了推动魏金斯基进一步开展工作似的，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这时来到了中国。据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记录裁，威廉斯基是作为优林代表团的秘书，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的名义，先于代表团于6月下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华的[122]；事实上，他确实于7月4日来到了北京。[123]他到北京后，即于第二天（5日）至7日，与接受电召后赶来的天津、上海等地的在华俄共党员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交换了意见。在上海开展工作的魏金斯基，以及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柏烈伟等很可能也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据威廉斯基的报告载，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交换了意见，确认“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要“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124]我们自然能够注意到，在这里，魏金斯基等“积累的经验”得到了肯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程已经临近了。总之，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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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后，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让我们来看他8月17日的报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份报告与6月9日的报告不同，是写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前面已经探讨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共对华工作机关，经过一番波折后，在1920年8月成立并置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之下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这种情况，在上海的魏金斯基是知道的。顺言之，据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后来的报告称，8月17日的报告，是该处从魏金斯基那里收到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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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开头报告“革命局”成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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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名（四名中国革命者和和我），下设三个处，即出版处、情报煽动处、组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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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 ноебюро）的四名中国成员的姓名，报告中没有记载，汉语如何称呼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革命局”至少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内[126]，其实就是后来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毫无疑问的。报告还说，除上海外，北京也成立了“革命局”，上述米诺尔即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按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斯托扬诺维奇还被从天津派往广州去成立“革命局”，还计划在汉口成立“革命局”；还有在沪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组成的“朝鲜革命局”与中国的“革命局”互相配合进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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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则记述得相当详细。首先，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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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的话》（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Рабочееслово）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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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不用说是指同年8月刚刚出版的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的那个版本。报告中提到名字的小册子和传单，有些尚不清楚；不过，《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可能就是《谁是共产党》[127]，《士兵的话》大概指《一个兵的说话》[128]，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前后散发的小册子。而《工人的话》可能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周刊杂志《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该杂志8月22日发行了第2期，载有陈望道、李汉俊和陈独秀的文章。《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除《共产党宣言》外，该“研究社”还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1920年）。据此判断，“社会主义研究社”亦即新青年社（《劳动界》的总经售处也是新青年社），实际上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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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报煽动处，报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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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煽动处成立了俄华通讯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и нформбюро），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主要是从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Daily Hemld）、《曼彻斯特卫报》（Man chester Guardian）、《民族》周刊（Nation）、《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维埃日历（Совет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129]也被全文刊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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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华通讯局”，就是以与魏金斯基一同来上海的杨明斋为中心设立的“中俄通信社”（有时也作“华俄通信社”），所谓负责情报处资料（翻译）的“一位同志”，概指杨明斋。现在能够确认的该通信社最早的稿件，发表在这一年7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因此，“俄华通讯局”应该是在这之前成立的。[130]“中俄通信社”与达尔塔通讯社、罗斯塔通讯社实际上是一体的。上述霍多罗夫后来在广东说：“华俄通信社是达罗德（总社在赤塔）、洛斯德（总社在莫思科）两个通信分社合组而成的。”[131]达尔塔和罗斯塔主要向国外提供消息，而中俄通信社主要向国内提供翻译成汉语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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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告里，情报处的资料来源写得很清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美国左翼杂志《纽约呼声报》一起，还提到了《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要稿源《苏维埃俄罗斯》。如前章所述，在这份报告之后不久重新发刊的《新青年》开始连篇累牍地译载《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的布尔什维克文章，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份刊物的影响也骤然间大了起来；而这份报告证实了，介绍这些英语文章给《新青年》的就是魏金斯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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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年）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刊物的倾向、出版社等），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要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的出版社（比如，芝加哥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的刊物，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考虑到魏金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魏金斯基不仅在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方面，而且在传播其理论基础即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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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组织处的部分，魏金斯基报告了他们工作的对象，以及工作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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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处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这里已经有了几个我们着手培养的发起组。这一周，我们组织处要召开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纲领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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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计划设立“工会中央局”，以统一各劳动团体，甚至准备好了决议；但是，检索《劳动界》等当时的各种报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或者成立了劳动团体的统一组织。这个时期，陈独秀等确实曾经呼吁“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32]，也与上述中华工业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劳动团体有过接触[133]；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团体最终没能联合起来。这年9月，陈独秀倒是亲自活动成立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召开发起会议，11月21日正式成立[134]），但那也不是“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那种规模的会议。陈独秀曾评论当时的劳动团体说：“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135]看来，统一这些劳动团体的工作，没有能够像报告所说的那样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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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革命局”的工作来看，联合各劳动团体等组织方面的成果，比出版、宣传方面的成果小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召开的在华俄共党员会议上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之后的1920年7月至8月间，在“革命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调确实加快了。魏金斯基的报告还就以后的工作做了这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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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 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这个青年同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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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说准备成立革命学生团体的统一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事先进行了磋商，并为此于“今天”即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召集北京、天津的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是怎样的会议呢？可能性最大的，是8月16日至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互助社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发起“改造联合”的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后来的中共党员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等都是会员），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其宗旨是继承中国青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奋斗精神；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学的山东籍学生（宋介，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为首、于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组织（发行《曙光》杂志，自1920年起开始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天津的觉悟社是以周恩来、刘清扬——后来都是中共党员——等为中心、于1919年9月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人道社是发行《新社会》杂志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与北京YMCA有关的青年于1920年8月结成的青年组织（刊行《人道》杂志）。关于青年互助团，其所在地和成员都不清楚，大概是当时随处簇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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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团体的会议，好像是由天津的觉悟社牵头，为了联合分散于各地的进步团体而召开的。但是，在16日的茶话会上，实际召集人、代表少年中国出席会议的李大钊呼吁，为了求得内部一致，有必要明确主义，提议各团体据此主义加强联络。18日，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联络筹备会（少年中国学会有李大钊、张申府出席），会上决定统一团体的名称为“改造联合”，并通过讨论决定制定活动内容和组织大纲。[136]第二天，在北京的少年中国茶话会上，李大钊说：“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最后决定共同讨论其方针。[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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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此次会议的短消息中并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名称，五团体结成的“改造联合”也似乎只存在了很短时期，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证明其后进行了何种活动；只有曾经参加“改造联合”这次会议的人留下了如下的回忆：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138]如前所述，“华俄通信社”是“革命局”的情报处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魏金斯基报告中“青年同盟将派代表参加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的革命局”一节相符合。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魏金斯基所说的旨在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就是“改造联合”的会议。看来，是魏金斯基在报告中把“改造联合”这样的联合进步小团体的动向夸大成了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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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魏金斯基的报告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具体的组织名称和人名也难以和中文名称对号入座，但还是清楚地表明，在他到上海后，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的指导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中国各地建党的具体过程，在这里先简单叙述一下魏金斯基回国前的足迹。不过，现存的魏金斯基报告仅有上述两份，他8月以后的活动，只有零星资料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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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他的另一个任务，即接触朝鲜、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139]1920年10月，魏金斯基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的大杉荣（日本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过面。据大杉荣著《日本脱出记》载，8月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的要人M（所谓“马某”）来访，劝他到上海去一趟，大杉遂于10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L（李东辉）、С（陈独秀）、R（吕运亨）等。[140]会见时在座的“俄国人Т”，大概就是魏金斯基（化名塔拉索夫）。[141]大杉说，他回国前从Т那里接受了两千日圆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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