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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是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涤清）于1924年发表的《赤俄游记》中的一段，大致内容如下：上海的朝鲜人金某［金立？］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了四五十万元的活动经费，便通过姚作宾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接上了联系，并提供了一千元会议经费，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因而得以于1920年5月在上海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人反対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只有少数人坚持派代表。最后，姚作宾于1921年经欧洲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姚作宾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井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多少军队。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抗议书，并以全体学生罢课相威胁，同时派代表监禁了姚、张［张民权］。[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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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资料，是曾在民国初期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记录他1921年莫斯科之行的游记中的一节《纪中国五共产党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参加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人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172]江亢虎记录下的另外四个遣使赴俄的“共产党”是：①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来了学生“张君［张太雷］、于君［概指俞秀松］二人”为代表；②也是来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留学生们，但“不承认张、于为代表”的“少年共产党”；③黑龙江省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的“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④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江说，这五个党都主张自己是正统组织，但②的人数最多，他们抨击其他组织假冒“共产党”时，“对姚尤为激昂，但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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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资料，是曾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73]的人于1922年以“CP”的笔名写的文章《我观察过的俄罗斯》[174]，其中这样写道：在莫斯科，“最可以表现中国人的劣性质的，就是什么中国学生联合会长廖某［疑为“姚某”，即姚作宾］和张某［张民权］的冒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原来这廖某从前曾和高丽人金某［金立？］骗了俄国一笔金钱，托辞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后来在中国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有留下，就和这张某再来俄国干同样的把戏了。可是他们被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予以一大打击，就回中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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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似乎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个党与前来莫斯科参加1921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其他几个中国“共产党”一样，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而互相展开了明争暗斗。顺言之，与姚作宾一起被指冒称“共产党”的张民权是五四时期活动于上海、福建、南洋一带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赴俄“是各处抱改革中国的青年聚会时，由一部分推举的，预备参加国际第三大会”[175]，于1921年6月由上海出发，经伊尔库茨克来到了莫斯科。[176]他似乎也和姚作宾一样打了“共产党”的旗号。就像高丽共产党内“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相互攻讦一样[177]，各国的自称“共产党”要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大概姚作宾的共产党为了获得承认也使用了些伎俩。而他们的这种做法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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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作宾接近共产国际的努力结果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一件资料来谁测其结局。这是一份声明，从内容判断好像就是上述抱朴《赤俄游记》里提到的那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姚作宾的代表权问题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抗议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派来俄国的代表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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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公民姚作宾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一起讨论甚至决定的东西（根据姚作宾的建议，共产国际拨给款项等），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因为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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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声明之前稍早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即陈独秀等组织的共产党，所以不难想象这篇声明对姚作宾等的活动有多大打击。事实上，在这以后找不到共产国际仍以姚作宾为对象的迹象，三个月后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里也看不到他的名字。[179]姚作宾的“共产党”终于未能获得正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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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作宾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仅仅是为了获得经费而采取的冲动之举吗？果真如此，如俞秀松声明所说，共产国际与受到“正宗”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的各色共产党猛烈攻击的姚作宾的共产党就提供经费等问题进行协商，又如何解释呢？近藤荣藏为了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来到上海时，姚作宾等也一起出席了会见，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姚作宾等的共产党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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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同党——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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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二节曾述，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1921年7月亲自到过北京；同年12月回国后，他在莫斯科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名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180]，可以告诉我们他在中国期间所关注的是哪些社会主义势力。该文概述了五四学生运动、各地的工人运动、民国以来的现有政党的动向等；在“中国的革命组织”一项里，他写道：“从伟大的俄国革命爆发时起，在中国新的党派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然后特别举出了如下两个组织，即拥戴陈炯明为领袖的福建“真理社”（Tchen-Li-Tche），和“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Da-Tim-Dan），并说这些组织都诞生自“学生运动所形成的纽帯”。该文对当时已经开始活动的陈独秀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只字未提，令人费解。但饶有兴味的是，被誉为“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党派的这个“大同党”的成员之一正是“Jao-Tso-sin”[181]，即姚作宾。他当时是总部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朕”）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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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主要是陈炯明以福建漳州为根据地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五四运动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学生组织，而这些情报则来自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波塔波夫的报告。本来，苏俄派遣各类使者来华的契机之一，就是出于对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震撼和关心，他们在陈独秀等以外，把上海的全国学联这个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视为可以合作的对象也是不难想象的。[182]事实上，据中国警方的文件记录[183]，1920年3月，姚作宾和戴季陶一同在法租界贝勒路义和里14号全国学联办事处与俄国人（大概就是上述波塔波夫）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如何进行“过激主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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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实则表明，上述记录未必是假，即姚作宾为了与俄共组织建立关系，曾于同年5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方面的文件称他为“同志”，说：“今年［1920年］5月，中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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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1920年5月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魏金斯基刚刚从这里被派往中国。这时的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曾经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革命派学生发过回信[185]，并热情赞扬“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以，姚作宾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之行实际上是把学联的态度转化成了行动。总之，姚作宾从1920年春天开始谋求与苏俄的革命运动合作，而对全国学联有所期待的威廉斯基等俄共有关人也对姚作宾的态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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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姚作宾等的“大同党”，许多方面尚未弄清，综观各种资料，大致情况如下。首先是“大同党”成立的时期。日本警方资料记裁，“大同党”是“主张四海同胞主义的黄介民［黄介民］发起”，“民国6年［1917年］央创立”的。[186]而据发起人黄介民讲，大同党的前身是1915年7月成立的“新亚同盟党”，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他和朝鲜留学生申翼熙、张德秀，以及中国留学生陈其尤、王希天等共同组织的。[187]申德熙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后来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部长，韩国独立后担任过国会议长，并曾是总统候选人；张德秀也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朝鲜留学生学友会干部，一个时期曾在中国参与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成为《东亚日报》副社长，韩国独立后曾任韩国民主党干部。他们二人都是朝鲜独立运动史上有名的活动家。陈其尤是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国民党系革命家，当时正在中央大学学习，后来成了陈炯明的幕僚，上述波塔波夫到漳州时，担任接待的就是他[188]；王希天是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即中国YMCA的干事，后来在关东大地震时遭日本陆军杀害。[189]中朝两国留日学生倾向于联合，从后来不久堺利彦、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分子和中朝留日学生们共同组织“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190]一事即可窥见一斑。黄介民等组织“新亚同盟党”就是这类联合的先声之一。这个大同党的活动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1922年访问中国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主义者山鹿泰治说，他同年在上海加入了大同党。[191]所以，大同党至少在这个时候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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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这一名称，不用说，是指《礼记》礼运篇中的理想社会。当然也可以按康有为式的“大同”概念来解释。不过，莫斯科的中国侨民组织的上述“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大同报》（Великое Равенство）就没有康有为所谓的“大同”的意思，而是“表示社会主义世界上人人平等的意思”。[192]“大同党”的命名想必是为了表达笼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大同党的政纲和方针是“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具体地说，就是突出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否认某国有统治韩国并台湾之权、某国有统治印度之权、某国有统治安南之权”。[193]据说，大同党的前身“新亚同盟党”的政纲和方针也是“反抗强权，互相协助，审察时机，先后图谋各地独立，缔结一大同盟，主持亚洲大局，维持世界和平”[194]，可见，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础的国际革命组织。发人深思的是，先于魏金斯基来华的“密使”之一波塔波夫在1920年5月加入了大同党。[195]也就是说，波塔波夫也好，收到波塔波夫报告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也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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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党领导人之一黄介民，原名黄觉，江西省清江人。[196]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在江西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与陈溥贤、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民彝》杂志的编辑工作。如前所述，他在这前后组织了“新亚同盟党”。引人注目的是，“新亚同盟党”成立后不久，他就为了实行党的宗旨而与部分朝鲜留学生到了朝鲜，在那里，与赵素昂[197]等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广泛的交住。[198]近藤荣藏在上海会见与苏俄、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时，黄介民之所以也在场，就是缘于这时结下的关系。1918年，留日学生掀起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黄介民也参加了进去，成为学生们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199]的主要成员，还参与编辑运动机关刊物《救国日报》。翌年，五四运动爆发，黄介民以上海为中心参加了多方面的活动，还成了国民党系劳动团体中华工业协会的领导人物之一。如前所述，中华工业协会在1920年曾计划举行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活动，而积极谁进这项活动的正是黄介民。[200]他还积极协助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朝鲜独立运动。当时，新亚同盟党时期的同志申翼熙、赵素昂等朝鲜独立运动志士，正在以临时政府和中韩互助社[201]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作为谋求被压迫民族联合的大同党的领导人之一，黄介民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从主义上讲，也是很自然的。总之，黄介民不仅是五四时期上海学界、工界的头面人物，与朝鲜独立运动也保持着关系，而他的这些活动体现在组织方面，就是他和姚作宾的大同党。[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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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同党的党员人数，日本警方报告称，“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日本人等，合约三千人”[203]；可是，纵然“党员无任何负担，……行动各依良心即可，是一个极其含混的纯粹的秘密团体”[204]，这个数字也难免有夸大之嫌。由于此外没有任何资料，所以无法推测大同党的实际党员人数，也不清楚加入大同党的其他中国人都是什么人。不过，综观各种资料，大同党的主要成员似乎还有学联方面的康白情、王德熙、温立等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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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俄对大同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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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魏金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暂时陷入了停顿。就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后不久，有一位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从共产国际来到了上海，与黄介民等大同党人进行了接触。他就是出席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朝鲜代表（韩人社会党）、并被选为大会后产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远东代表的朴镇淳。朴在这次大会期间，曾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在莫斯科与马林等进行过磋商[206]，他来华的目的——不知是否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据推测是为了设立远东局，以及改组韩人社会党为共产党组织（高丽共产党）。[207]据说朴携带巨额经费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0年底。[208]在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朴镇淳与韩人社会党成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一同接触的，就是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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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谈到朴镇淳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是王若飞1943年在延安所做的报告。王若飞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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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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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巴克京春”，正是朴镇淳。[210]所谓最早来华的“华俄通讯社社长”，可能指的是上述达尔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霍多罗夫。不过，朴镇淳在上海活动的时期，王若飞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说的朴镇淳来中国组党等，并非直接见闻，而是从其他党员那里听说的。共产国际以黄介民为对象开展工作一事，周恩来在60年代也谈到过[211]，大概在早期加入共产党的部分人士当中并非新鲜话题。张国焘也说，当时“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212]；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旅沪朝鲜人士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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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中朝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拥有共同的印刷厂等。[213]但是，早期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由于因活动经费发生内讧，以及争夺运动领导权等，发展过程十分复杂，至今仍难以窥知全貌。[214]不过，就来华的朴镇淳等人的活动而言，似乎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全面承认。1920年12月，领导魏金斯基工作的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派遣朴镇淳赴华明确地表示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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