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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59 关于姚作宾等的“大同党”，许多方面尚未弄清，综观各种资料，大致情况如下。首先是“大同党”成立的时期。日本警方资料记裁，“大同党”是“主张四海同胞主义的黄介民［黄介民］发起”，“民国6年［1917年］央创立”的。[186]而据发起人黄介民讲，大同党的前身是1915年7月成立的“新亚同盟党”，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他和朝鲜留学生申翼熙、张德秀，以及中国留学生陈其尤、王希天等共同组织的。[187]申德熙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后来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部长，韩国独立后担任过国会议长，并曾是总统候选人；张德秀也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朝鲜留学生学友会干部，一个时期曾在中国参与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成为《东亚日报》副社长，韩国独立后曾任韩国民主党干部。他们二人都是朝鲜独立运动史上有名的活动家。陈其尤是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国民党系革命家，当时正在中央大学学习，后来成了陈炯明的幕僚，上述波塔波夫到漳州时，担任接待的就是他[188]；王希天是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即中国YMCA的干事，后来在关东大地震时遭日本陆军杀害。[189]中朝两国留日学生倾向于联合，从后来不久堺利彦、吉野作造等日本先进分子和中朝留日学生们共同组织“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190]一事即可窥见一斑。黄介民等组织“新亚同盟党”就是这类联合的先声之一。这个大同党的活动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1922年访问中国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主义者山鹿泰治说，他同年在上海加入了大同党。[191]所以，大同党至少在这个时候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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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61 “大同”这一名称，不用说，是指《礼记》礼运篇中的理想社会。当然也可以按康有为式的“大同”概念来解释。不过，莫斯科的中国侨民组织的上述“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大同报》（Великое Равенство）就没有康有为所谓的“大同”的意思，而是“表示社会主义世界上人人平等的意思”。[192]“大同党”的命名想必是为了表达笼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大同党的政纲和方针是“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具体地说，就是突出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否认某国有统治韩国并台湾之权、某国有统治印度之权、某国有统治安南之权”。[193]据说，大同党的前身“新亚同盟党”的政纲和方针也是“反抗强权，互相协助，审察时机，先后图谋各地独立，缔结一大同盟，主持亚洲大局，维持世界和平”[194]，可见，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础的国际革命组织。发人深思的是，先于魏金斯基来华的“密使”之一波塔波夫在1920年5月加入了大同党。[195]也就是说，波塔波夫也好，收到波塔波夫报告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也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但正逐渐汲取更多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同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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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63 大同党领导人之一黄介民，原名黄觉，江西省清江人。[196]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在江西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与陈溥贤、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民彝》杂志的编辑工作。如前所述，他在这前后组织了“新亚同盟党”。引人注目的是，“新亚同盟党”成立后不久，他就为了实行党的宗旨而与部分朝鲜留学生到了朝鲜，在那里，与赵素昂[197]等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广泛的交住。[198]近藤荣藏在上海会见与苏俄、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时，黄介民之所以也在场，就是缘于这时结下的关系。1918年，留日学生掀起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黄介民也参加了进去，成为学生们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199]的主要成员，还参与编辑运动机关刊物《救国日报》。翌年，五四运动爆发，黄介民以上海为中心参加了多方面的活动，还成了国民党系劳动团体中华工业协会的领导人物之一。如前所述，中华工业协会在1920年曾计划举行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活动，而积极谁进这项活动的正是黄介民。[200]他还积极协助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朝鲜独立运动。当时，新亚同盟党时期的同志申翼熙、赵素昂等朝鲜独立运动志士，正在以临时政府和中韩互助社[201]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作为谋求被压迫民族联合的大同党的领导人之一，黄介民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从主义上讲，也是很自然的。总之，黄介民不仅是五四时期上海学界、工界的头面人物，与朝鲜独立运动也保持着关系，而他的这些活动体现在组织方面，就是他和姚作宾的大同党。[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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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65 关于大同党的党员人数，日本警方报告称，“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日本人等，合约三千人”[203]；可是，纵然“党员无任何负担，……行动各依良心即可，是一个极其含混的纯粹的秘密团体”[204]，这个数字也难免有夸大之嫌。由于此外没有任何资料，所以无法推测大同党的实际党员人数，也不清楚加入大同党的其他中国人都是什么人。不过，综观各种资料，大同党的主要成员似乎还有学联方面的康白情、王德熙、温立等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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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67 4.苏俄对大同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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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69 如前所述，魏金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暂时陷入了停顿。就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后不久，有一位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从共产国际来到了上海，与黄介民等大同党人进行了接触。他就是出席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朝鲜代表（韩人社会党）、并被选为大会后产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远东代表的朴镇淳。朴在这次大会期间，曾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在莫斯科与马林等进行过磋商[206]，他来华的目的——不知是否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据推测是为了设立远东局，以及改组韩人社会党为共产党组织（高丽共产党）。[207]据说朴携带巨额经费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0年底。[208]在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朴镇淳与韩人社会党成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一同接触的，就是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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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71 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谈到朴镇淳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是王若飞1943年在延安所做的报告。王若飞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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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73 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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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77 这里提到的“巴克京春”，正是朴镇淳。[210]所谓最早来华的“华俄通讯社社长”，可能指的是上述达尔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霍多罗夫。不过，朴镇淳在上海活动的时期，王若飞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说的朴镇淳来中国组党等，并非直接见闻，而是从其他党员那里听说的。共产国际以黄介民为对象开展工作一事，周恩来在60年代也谈到过[211]，大概在早期加入共产党的部分人士当中并非新鲜话题。张国焘也说，当时“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212]；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旅沪朝鲜人士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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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79 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中朝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拥有共同的印刷厂等。[213]但是，早期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由于因活动经费发生内讧，以及争夺运动领导权等，发展过程十分复杂，至今仍难以窥知全貌。[214]不过，就来华的朴镇淳等人的活动而言，似乎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全面承认。1920年12月，领导魏金斯基工作的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派遣朴镇淳赴华明确地表示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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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81 克拉斯诺晓科夫安插的朴镇淳和其工作人员朝鲜人朴爱，不断进行反对东方民族处和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派代表朴镇淳去中国，他打算在那里召开朝鲜社会党［韩人社会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上海没有大量朝鲜群众，这次会议无非是朴个人对他本人所熟悉的朝鲜知识分子的挑选。……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东方民族处提供帮助，但有时从事纯革命的党的工作，不同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相协调。例如，正当朝鲜真正的共产党需要经费时，该委员部却绕过东方民族处拨给朴镇淳四百万卢布供朝鲜社会党使用。[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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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83 这个报告中提到的克拉斯诺晓科夫（A.M.Kras noshc hekov），是当时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在俄共里，处于领导俄共远东州委的地位。[216]关于苏俄的远东工作窗口分成好几个系统并且相互间缺乏协调，东方民族处的上级机关俄共西伯利亚局与俄共远东州委以及远东共和国争夺对远东工作的领导权等情况，已经在本章第一节有所探讨。从上述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看，朴镇淳的工作得到了俄共远东州委、共产国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任，但谋求统一远东工作的东方民族处却投以怀疑的目光。高丽共产党的分裂和内部斗争的原因，就在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人是舒米亚茨基B.Shumyatsky）和赤塔的俄共远东局分别独自地组织和支援朝鲜共产主义者。马林后来就高丽共产党的内讧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派朝鲜人之间的争吵，本来是伊尔库茨克同赤塔之间的纠纷，特别是舒米亚茨基同志同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之间的纠纷”。[217]如此看来，朴镇淳属于赤塔的俄共远东州委系统，也就是说，他来华时的组织背景与其前的魏金斯基那条渠道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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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85 1920年底来到上海的朴镇淳，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微妙立场，以及共产国际在他之前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经做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代表委员，他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其对象自然也包括中国人；而他又没有什么可靠渠道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因此无疑只能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即旅沪朝鲜活动分子的周围来物色中国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因此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志士关系密切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就自然地成了他接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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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87 实际上，除了朴镇淳以外，苏俄还通过另外的渠道谋求与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或者说“正宗”的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共产党”组织）进行接触，这个渠道就是1920年9月迁到远东的上述“俄国共产华员局”，即中国人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以及与该组织有关系的、居住在俄国远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对接触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积极的，是隶属于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所在地是与中国黑河隔阿穆尔河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时该地居住有许多中国移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有中国支部，该支部有发行中文旬刊《共产主义之星》（Коммуни стическая Звезда）[218]的刘谦（俄国名字：费奥德罗夫［S.Fedomv］）。和其他“鲜为人知的密使”一样，刘谦的生平与活动也还是个谜，但是，有几份资料记录了他在1920年下半年参与了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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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89 身为俄国共产华员局一员的刘谦，1920年7月28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询问受华员局委派回到中国的江亢虎（同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消息，信中同时希望中国同胞把江当作“亲密的同志”。[219]刘谦还于同年夏天至秋天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后，1920年10月5日，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报告了与孙中山会谈的结果，同时提出了一份大胆的进攻中国内地的计划。[220]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俄国共产华员局虽说成立于莫斯科，但曾经选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大会，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刘谦称自己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大同党的姚作宾也加入了刘谦等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221]姚作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点和时期不清楚，不过，刘谦等人似乎有意以旅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核心，进一步联合江亢虎这位中国内地社会主义运动的拓荒者和姚作宾等这些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刘谦在报告里没有直接谈到姚作宾和大同党，但对学生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刘谦也认为与俄国有共鸣、并有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足以成为成立共产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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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91 对刘谦要把成立于俄国的中国共产党移植到中国去的构想，俄共远东州委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远东州委所属的俄国共产华员局在1920年12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联络上海、天津的青年组织的事宜，并“批准刘同志（费奥德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222]第二年1月16日又计划向中国派宣传活动人员，以在孙中山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223]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施，因为刘谦在1920年底或翌年初突然死去[224]，而同为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的刘泽荣在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1920年12月）之后，不明不白地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225]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这些漫无计划的对华工作，与对待派遣朴镇淳时一样，自然表示了不满。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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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93 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刘泽荣］，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俄国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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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97 由此可见，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系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触的苏俄方面的使者，无论朴镇淳也好，刘谦等俄国共产华员局系统也好，虽然背后都有共产国际中央或俄共中央这些组织的初步支持，但是，在逐渐成为对远东工作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看来，都是不合格的。也就是说，在各种对华工作的错综复杂的组织背景中，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主义组织被纳入了难免沦为旁系的渠道之中，而他们后来在莫斯科争夺“共产党”正统时注定要失败的理由之一，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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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499 不过，朴镇淳、刘谦等来华背后所存在的苏俄方面的意图和想法并不统一的情形，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的领导人当然无从知道。所以，对于黄、姚来说，朴镇淳的来华无疑就是共产国际使者的来访，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与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朴镇淳等人进行接触；而黄、姚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对他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促成其事的朴镇淳来说，都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正当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在日本警方来看，当时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是指黄介民而非陈独秀派的共产党。[227]事实上，严密监视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动向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228]而陈独秀派的共产党人、当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在接受警视厅审讯时也供述，黄介民等人与陈独秀派是不同的“共产党”：“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创建的，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介民［黄介民］派组织的，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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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501 朴镇淳、李东辉等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1921年5月将“韩人社会党”改称“高丽共产党”（即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6月，朴镇淳、李东辉为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而离开上海经欧洲赴莫斯科，姚作宾也与他们同行。[230]姚作宾和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既然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委派于同年5月赴上海时，姚作宾和黄介民出现在以朴镇淳为“主持人”的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无从知道，姚作宾是作为“大同党”党员，还是像后来在莫斯科那样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出席会议的。但是，会议上的他肯定认为自己是已经被共产国际承认或者不久后即将被承认的中国的“共产党”的一员；否则，他不会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朴镇淳和李东辉（据近藤回忆，会议上还希望日本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1]那么，朴镇淳、李东辉以及姚作宾当然是知道要召开共产国际大会的）一起去莫斯科。于是，对姚作宾来说，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式登场亮相的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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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503 和姚作宾同行的朴镇淳和李东辉，不巧中途在科伦坡耽误了时间，到达莫斯科已经是9月或10月，没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2]上述《江亢虎新俄游记》说，“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而俞秀松1921年9月27日的抗议声明也说，姚“不久前来到莫斯科”，由这些材料来看，姚作宾似乎也和朴镇淳、李东辉一起耽误了行程，没赶得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这个迟误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此时不仅共产国际的大会已经闭幕，更重要的是，张太雷和俞秀松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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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505 就姚作宾的立场而言，他的赴俄同路伙伴也不相宜。如前所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早已给朴镇淳打上了不可相信的烙印；而且，排斥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代表南万春（南满春），已经以朝鲜代表的身份撇开迟到的朴镇淳、李东辉出席了大会，并在会后替代朴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233]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的人际网络庇护下集结而成的党派（其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初——时，正在该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舒米亚茨基举荐参加了大会，并致了贺词。[234]由于在远东的共产国际实权人物舒米亚茨基的支持下诞生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刚刚在第三次大会上做了朝鲜的代表，因而，随其对峙势力上海派高丽共产党领导人来到莫斯科的姚作宾的处境也便岌岌可危；更何况由于和舒米亚茨基的关系而支持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张太雷也已经成为中国的“共产党”的代表。一直警惕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把抗议（上述1921年9月27日的声明）递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这一点也暗示了中朝各共产党组织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展开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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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4507 当然，共产国际在高丽共产党内讧的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地以承认伊尔库茨克派取胜而作罢，其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高丽共产党两派一边明争暗斗，一边摸索如何统一。但是，姚作宾的靠山朴镇淳的没落却是无可掩饰的。姚作宾在莫斯科勉强与共产国际举行了会谈，自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因为，且不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的时候（1921年6月）情形如何，在他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马林的出席之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姚作宾既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革新中国的运动中享有的声望，也没有足可依恃的强有力的组织。姚作宾、黄介民的“共产党”就这样结束了其短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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