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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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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下半年出现在莫斯科、主张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接近苏俄、筹划成立共产党的呢？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来追溯一下如彗星般划过上海学生运动界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的事迹，以探讨后“五四”学生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消长过程。有关五四学生运动的巨大成果之一全国学联，不少研究著作都谈到它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其在1920—1921年之间，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的这段时期的动向，至今尚不清楚。[235]也就是说，尽管人们都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成立的契机之一，却几乎没有人来探讨后“五四”的学生运动。作为反日爱国运动而开始的五四学生运动，后来其一部分朝着社会改造的方向（最典型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猛进，肯定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236]在这里，我们就以姚作宾这位后“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另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人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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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1893—1949年）是四川省南充人。还在1918年春在日本东京自费留学时，就已经是一个不平凡的留学生斗土。同年4月8日，四川省籍的自费留学生约50人，因借学费事而与中国公使馆职员殴斗，姚作宾在这场殴斗中被日本警察拘留。警方留下的被拘中国学生名单有这样的记录：“姚作宾（年二十四）学校未定”，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237]而警方第二年整理的留日学生调查书[238]记载，他此时已经正在明治大学学习，并且是四川省同乡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其影响的有约20名留学生。可见，五四运动爆发时，姚作宾在东京，在留学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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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姚作宾第一次在上海的学生运动圈中露面，是在1920年1月1日，作为任期将满的留日学生代表理事刘振群的后任出席全国学联总会的茶话会。[239]所谓全国学联，不言而喻，就是那个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为了疏通和强化“五四”后各地涌现的学生联合会之间的联系，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的成立，是全国性群众联合组织的先驱，无疑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高潮的一个里程碑。据说，当时的全国学联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勢力。[240]但是，就像许多联合组织所常见的那样，由各地学联代表组成的全国学联，在运动风起云涌的1919年将要结束的时候，逐渐迷失了活动方向，致使活动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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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地学生代表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上海，不得不频频更换理事，而离任理事也经常得不到及时补充，这是活动停滞的现实原因；再加上全国学联的知名干将段锡朋、康白情等人获得上海经济界人士提供的丰厚奖学金而离开学联赴欧美留学（当时学界引清末旧事讥其为“五大臣出洋”[241]），组织涣散难以避免。姚作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的。不过，他没有气馁，而是为了挽回学联的颓势而积极地开展工作。事实上，虽说疾风骤雨般的1919年已经过去，可是，学联仍面临着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因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以至于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也就是，是否由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来解决日本主张继承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问题，学生运动方面当然坚决反対直接交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任学联理事之后的1月至3月，姚作宾一面随时出席学联的总会理事会，一面作为学联代表，屡次担任沪上频繁举行的山东问题国民大会的临时主席。[242]对于全国学联来说，此次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当然是再次激起已渐趋冷却的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的绝好机会。恰在此时，1月29日，积极反对直接交涉的天津学联遭到了流血镇压，以其高昂的战斗性而闻名的天津学联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243]不过，这件事倒有可能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再次高涨。于是，为了研究如何推动反对直接交设的运动，全国学联的总会在2月27日向全国各省区学联发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244]姚作宾等全国学联的干部们，想必是满怀期待而十分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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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地的代表迟迟未能到齐，他们的期待落空了。同情学联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姗姗来迟的各学联代表原定于3月20日开会，但是，当日到会的不及预定人数的一半，会议不得不临时改为谈话会，正式会议则在一周后的3月27日才得以召开，3月31日才对北京政府发出了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最后通牒”。[245]各报社对学联的这些动向的报道，也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多。1919年下半年，上海各报的《本埠新闻》栏的头条新闻，几乎每天都是有关“学联”动向的报道；而今的全国学联，显然已经没有了往日那样的对舆论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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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已至此，学联已经无路可退。眼见北京政府并不理睬学联的“最后通牒”，学联总部遂号召各地学联于4月14日开始大罢课。这是继1919年之后的第二次全国大罢课。呼吁进行“最后之决斗”的罢课指示将北京政府称做“北廷”，并说：“毁法卖国之恶政府，决难长此存在”[246]，由此可见姚作宾等学联领导的巨大决心。第二次大罢课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北京政府。罢课的第一天即14日，全国学联的代表参加上海学联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时，也在讲演中明确提出“推翻卖国政府”。[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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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各地罢课学生的步调并不一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东南各省的学联，在接到罢课指示后，陆续开始了罢课；但北京政府脚下的北京、天津的学联，由于刚刚遭受重创，没有立即罢课。另外，北方的学联并不赞成上海方面以北京政府为敌的政治罢课的方针。[248]因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否认北京政府，就意味着倾向孙中山一派的国民党势力，而学生们一般都不愿意卷入这种党派政治斗争中去。事实上，这期间的舆论，只有孙中山、国民党系的《民国日报》等少数报纸赞成学联的大罢课方针，如《时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大报，对以推翻北京政府为目标的学生罢课都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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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北京学生好不容易开始了罢课，然而，两天后，凇沪护军使在上海发布了戒严令，到了26日，部分与学生相呼应而罢工、罢市的工人和商店也偃旗息鼓，运动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高潮。5月6日，法租界当局查封了学联总部，已经处于颓势的学联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249]进退维谷之中，学联总会于5月14日满怀悲愤发出了17日中止罢课的通电。[250]就这样，学联倾尽全力的“最后之决斗”，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没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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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联理事的姚作宾，无疑直接参与领导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和第二次大罢课。但是，俞秀松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声明中则指责他说：“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姚作宾是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姑且不论他主观热忱如何，他应该对学生罢课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他是否因此就是“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却不敢苟同。俞秀松的声明没有说姚作宾有什么值得“唾弃”的行为，问题可能出在以打倒北京政府为口号的“第二次大罢课”，在形式上支持了国民党的党派主张[251]；或者，“为人喜欢出风头，好大喜功”[252]的姚作宾在学生罢课期间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谋求与苏俄方面建立联系一事，被当成了意在抢功，也未可知。总之，从当时报纸的报道里面，找不出俞秀松指责姚作宾等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值得“唾弃”的行为；上述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也对发动学生罢课时的学联总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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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罢课失败以后，1920年7月，姚作宾因学联总会理事任满而卸任，留日学生代表理事一职由即将回国的李达继任。[253]学联理事会原定7月1日换届[254]，但各地学联虽经再三催促[255]，却迟迟选不出继任理事；到李达的第二届理事终于到齐、从而得以召开理事会时，已经比预定晚了三个月。[256]姚作宾等原班人在7月29日的欢送会[257]后，离开了学联总部一段时间。顺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李达曾任学联第二届理事一事，在其传记中也只有十分简单的记述。在学生运动家当中有这样的评断，即“全国学联第二届、三届都为右翼所把持”[258]，所以，曾经是学联理事，并不光彩。李达在自传[259]中也只字未提自己与学联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涉及他的前任姚作宾，因此无法从李达的自传中了解姚作宾如何卸去学联理事以及他后来所从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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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学联理事会，没有进行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只是消磨时日。奇怪的是，1921年1月，姚作宾突然替代了李达重新成为学联理事，并就任主席。[260]是姚作宾不满于学联理事会虚度时日呢，还是姚作宾难以割舍学联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姚作宾于同年4月写给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和总会工作人员龚德柏的信[261]中，倒是谈到了李达退任一事。信中写道：“李达此番辞职的第一原因是办事产生种种差误，最近数月耗尽精力，身心疲惫，且受环境所迫，不胜同情者也。”所以他解释说，为私，则“目睹此情景，从交友上，我不得不帮助他”；为公，则处此“各理事不负责，各学生不出力”的学界现状，为避免“总会倒毙”，自己也“不得不出来暂时维持本会”。从这封信看，他是为了维持将要崩溃的学联，万般无奈才再次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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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学联在经济上也已经濒于崩溃。姚作宾在信中还说，如果各地学联按规定上缴会费，预算应该有一万两千多元；但是，实际上只有留日、上海、山东等几个地方的学联缴纳会费，全国学联的经费基本上来自募捐和借款。而关于借款，他也诉苦说：“时至今日，已彻底走投无路。”他是较晚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留给他的只有处理战败善后的差使。但是，面对困境，他很顽強。从报纸的报道看得出，他一边代表学联频繁出席各处的集会，一边到各地方学联视察，以协调立场，或“解决经济问题”。[262]这边有上海的学生运动家被捕，他就跑到检察厅去要人；那边的火柴厂因查出日货而与学生发生争执，他又跑去调查[263]，简直是在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他还联系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建立了关系。说起来，1921年5月，他参加为迎接“日本共产党”的使者近藤荣藏而举行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会议时，其身份之一就是全国学联总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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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21年6月，姚作宾和朴镇淳、李东辉等同赴莫斯科。同年7月11日的日本警方报告称，姚作宾“不久前，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派（据说该总会支付旅费一千元）考察西伯利亚地区过激派形势”。[264]估计这次所谓西伯利亚之行，其实就是6月的莫斯科之行。而假如正苦于经费枯竭的学联果然支付一千元巨款以成其行，那么，他与共产国际的交涉，除了巩固他自己的“共产党”外，也许还是彻底解决学联财政困难的孤注一掷之举。[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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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署名CP的《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说，姚作宾等人遭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痛击，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的旅程似乎充满了艰辛，甚至有人传说“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几乎死在那里”。[266]在莫斯科的努力失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的学联总部[267]，而他和黄介民的“共产党”不久也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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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于1920—1921年投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运动，尽管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难题，可是由于组织涣散、学生的思想意识开始分化、舆论的冷漠、警方镇压日趋苛烈等等原因，已经处于消退状态。学联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热情洋溢的声明，学联代表姚作宾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试图与“过激派”俄国人建立关系，正是在这个时期。姚作宾等部分学联负责人不満足于低迷的学生运动，或者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状态，从而把眼光投向革命俄国，并非不可理解。这样看来，学生运动中的这些行动，是运动消退时期常见的组织分化，以及部分领导人伴随组织分化而走向急进这类现象在全国学联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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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联成立时的1919年6月，学生运动曾经在爱国的旗帜下达成了高度团结。可是，到了1920年，面对逐渐采取镇压态度的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已采取了否认的方针，从而踏进了曾慎重避开的政治领域；同时，运动的方法和目的的多样化也要求对此提出具体策略。就如何对待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而言，有的学生呼吁暂时支持政府以打破对外危机，有的学生则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与政治发生关系；就运动方法而言，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主张，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通过实践改造社会的主张则有工读互助团运动、各种“新村”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而姚作宾等学联负责人选择的道路则是，通过与苏俄合作，把学生运动转化为革命运动。从共产国际、苏俄方面（尽管其对华工作渠道不统一）来看，反帝国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否认北京的军阀政府、并具有潜在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显然是一个革新的、因而是值得与之联合的革命预备组织。姚作宾等人成立共产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乍看上去十分奇异，可实际上是以双方的一致愿望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虽说姚作宾等成立共产党这件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一段秘闻，或者顶多是一个插曲，却证明了五四学生运动即使在组织方面——尽管与“正宗”共产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并且不久就消逝了——也是朝向孕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并且与苏俄的对华推动工作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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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较早研究刘泽荣（刘绍周）和张永奎的论文是，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稍后的有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两个中国人》，载《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6期；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张永奎情况简介》，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4期等。另外，刘泽荣本人曾就他在苏俄的活动和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写有回忆录（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载《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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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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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st of the Delegates to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Moscow，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o.1，1919.另外，两位代表的名字分别作Lau-Siu-Djau，Chan-Su-ko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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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史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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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书叙述侨居俄国的中国人的动向以及其联合会的活动时，主要依据下述研究成果：А.И.Картунова，К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такт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 ей Китайс кой секцииРКП（б）с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КПК：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1921—1922，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8，No.2（卡尔图诺娃：《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1921—1922年文献写成）》，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1990年）；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43—53页；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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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次大会的两名中国代表之一“An En-hak”（Ан Ен-хак）一直被译为“安恩学”，最近的研究终于弄清应该是“安龙鹤”（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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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89，目录1，卷宗14，第122页。不过，经过一番曲折，远东局最后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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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参阅伊藤秀一《コミンテルンとアジア（一）——第二次大会に关する觉书［共产国际和亚洲（一）——第二次大会研究笔记］》，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研究》1971年第6号；神户大学文学会编：《研究》1971年第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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