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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学联理事会，没有进行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只是消磨时日。奇怪的是，1921年1月，姚作宾突然替代了李达重新成为学联理事，并就任主席。[260]是姚作宾不满于学联理事会虚度时日呢，还是姚作宾难以割舍学联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姚作宾于同年4月写给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和总会工作人员龚德柏的信[261]中，倒是谈到了李达退任一事。信中写道：“李达此番辞职的第一原因是办事产生种种差误，最近数月耗尽精力，身心疲惫，且受环境所迫，不胜同情者也。”所以他解释说，为私，则“目睹此情景，从交友上，我不得不帮助他”；为公，则处此“各理事不负责，各学生不出力”的学界现状，为避免“总会倒毙”，自己也“不得不出来暂时维持本会”。从这封信看，他是为了维持将要崩溃的学联，万般无奈才再次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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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学联在经济上也已经濒于崩溃。姚作宾在信中还说，如果各地学联按规定上缴会费，预算应该有一万两千多元；但是，实际上只有留日、上海、山东等几个地方的学联缴纳会费，全国学联的经费基本上来自募捐和借款。而关于借款，他也诉苦说：“时至今日，已彻底走投无路。”他是较晚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留给他的只有处理战败善后的差使。但是，面对困境，他很顽強。从报纸的报道看得出，他一边代表学联频繁出席各处的集会，一边到各地方学联视察，以协调立场，或“解决经济问题”。[262]这边有上海的学生运动家被捕，他就跑到检察厅去要人；那边的火柴厂因查出日货而与学生发生争执，他又跑去调查[263]，简直是在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他还联系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建立了关系。说起来，1921年5月，他参加为迎接“日本共产党”的使者近藤荣藏而举行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会议时，其身份之一就是全国学联总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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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21年6月，姚作宾和朴镇淳、李东辉等同赴莫斯科。同年7月11日的日本警方报告称，姚作宾“不久前，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派（据说该总会支付旅费一千元）考察西伯利亚地区过激派形势”。[264]估计这次所谓西伯利亚之行，其实就是6月的莫斯科之行。而假如正苦于经费枯竭的学联果然支付一千元巨款以成其行，那么，他与共产国际的交涉，除了巩固他自己的“共产党”外，也许还是彻底解决学联财政困难的孤注一掷之举。[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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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署名CP的《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说，姚作宾等人遭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痛击，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的旅程似乎充满了艰辛，甚至有人传说“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几乎死在那里”。[266]在莫斯科的努力失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的学联总部[267]，而他和黄介民的“共产党”不久也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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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于1920—1921年投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运动，尽管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难题，可是由于组织涣散、学生的思想意识开始分化、舆论的冷漠、警方镇压日趋苛烈等等原因，已经处于消退状态。学联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热情洋溢的声明，学联代表姚作宾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试图与“过激派”俄国人建立关系，正是在这个时期。姚作宾等部分学联负责人不満足于低迷的学生运动，或者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状态，从而把眼光投向革命俄国，并非不可理解。这样看来，学生运动中的这些行动，是运动消退时期常见的组织分化，以及部分领导人伴随组织分化而走向急进这类现象在全国学联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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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联成立时的1919年6月，学生运动曾经在爱国的旗帜下达成了高度团结。可是，到了1920年，面对逐渐采取镇压态度的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已采取了否认的方针，从而踏进了曾慎重避开的政治领域；同时，运动的方法和目的的多样化也要求对此提出具体策略。就如何对待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而言，有的学生呼吁暂时支持政府以打破对外危机，有的学生则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与政治发生关系；就运动方法而言，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主张，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通过实践改造社会的主张则有工读互助团运动、各种“新村”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而姚作宾等学联负责人选择的道路则是，通过与苏俄合作，把学生运动转化为革命运动。从共产国际、苏俄方面（尽管其对华工作渠道不统一）来看，反帝国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否认北京的军阀政府、并具有潜在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显然是一个革新的、因而是值得与之联合的革命预备组织。姚作宾等人成立共产党与苏俄之间的关系，乍看上去十分奇异，可实际上是以双方的一致愿望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虽说姚作宾等成立共产党这件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一段秘闻，或者顶多是一个插曲，却证明了五四学生运动即使在组织方面——尽管与“正宗”共产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并且不久就消逝了——也是朝向孕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并且与苏俄的对华推动工作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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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较早研究刘泽荣（刘绍周）和张永奎的论文是，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稍后的有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两个中国人》，载《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6期；刘以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张永奎情况简介》，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4期等。另外，刘泽荣本人曾就他在苏俄的活动和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写有回忆录（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载《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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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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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st of the Delegates to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Moscow，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o.1，1919.另外，两位代表的名字分别作Lau-Siu-Djau，Chan-Su-ko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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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史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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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书叙述侨居俄国的中国人的动向以及其联合会的活动时，主要依据下述研究成果：А.И.Картунова，К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такт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 ей Китайс кой секцииРКП（б）с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КПК：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1921—1922，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8，No.2（卡尔图诺娃：《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1921—1922年文献写成）》，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1990年）；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43—53页；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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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次大会的两名中国代表之一“An En-hak”（Ан Ен-хак）一直被译为“安恩学”，最近的研究终于弄清应该是“安龙鹤”（前引李玉贞《旅俄华侨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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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89，目录1，卷宗14，第122页。不过，经过一番曲折，远东局最后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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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参阅伊藤秀一《コミンテルンとアジア（一）——第二次大会に关する觉书［共产国际和亚洲（一）——第二次大会研究笔记］》，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研究》1971年第6号；神户大学文学会编：《研究》1971年第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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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М.А.Персиц，Восточны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в Росс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над 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 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1918-июль 1920），Коминмернu Восток，Москв а，1969（佩尔西茨：《旅俄东方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载《共产国际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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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前；К.В.Шевелев，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 и 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80，No.4（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远东问题》；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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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Vol.3，London，1961，n.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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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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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前；上田秀明：《极东共和国の兴亡［远东共和国的兴亡］》，アイペックプレス［埃佩出版社］1990年版，第98、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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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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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晖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涉1917—1922［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筑摩书房1989年版，第527—529页；前引上田秀明《远东共和国的兴亡》，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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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Ю.m.Гарупшнц，Б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их Марксистовза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оы Азuuu Афрu кu，1961，No.3（加鲁尚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载《亚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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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Meisner，Li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1967，pp.115，282；汉译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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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А.А.Мюллер，В пламени революци и（1917—1920.），Иркутск，1957，сгр.144-145（缪勒尔：《在革命的烈火中》）。其中与李大钊接触的部分有中文节译（《李大钊与布尔特曼》，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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