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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前引《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28页。因其汉译不一定准确，本书引文参照着俄语原文，适当地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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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В.Н.Кучко，Н.Г.Буртман-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пыmugpokuucmopuu КПК.К60-леmu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артmuuОпыm，Москва，1981（库李科：《布尔特曼——革命家、国际主义者》，《中共历史的经验教训——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周年》；中文节译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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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К-н，Л.，Нюма Буртман，Народоо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2，1921（《纽姆·布尔特曼》，载《远东人民》）。该悼词的作者К-н，Л，是常与布尔特曼一起活动的学友考夫曼（L.G.Kau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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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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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前；前引《纽姆·布尔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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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书有关波波夫的叙述，除特别注明外，皆依据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5—56页；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丹阳、刘建一：《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补注——最近出版了波波夫的详细传记：М.В.Крюков，Улица Мольера，29：Секреmная миссия полковника Попова，Москва，2000（刘克甫：《莫利爱路29号：波波夫上校的秘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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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6—1927：a record of theperiod und er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Hankow，London，1928，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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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С.M.Wilbur，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NewYork，1976，pp.115—116；汉译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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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海佐藤少佐给总长的电报（1920年10月7日）》（《C》）、《外高秘第351号有关上海方面过激派等件（1921年3月18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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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上海之过激派与朝鲜人之状况（大正10年8月4日）》，载《外事警察报》第5号，19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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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上海佐藤少佐给总长的电报（1920年3月12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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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驻上海总领事山崎给内田外务大臣的电报（1920年5月15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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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引原晖之《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第274、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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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引上田秀明《远东共和国的兴亡》，第144—145、153页；Н.К.Norton，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London，1923，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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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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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除特别注明外，以下有关波塔波夫的叙述，依据如下研究成果：Г.B.Ефимов，Сgнь Яmсен.Поискпуmи：1914—1922，Москва，1981，стр.118—119（叶菲莫夫：《孙逸仙——道路的探索》）；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6—59、131—134页。有关波塔波夫在中国活动的文件，藏于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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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海电第38号间谍（俄国军官）通报（1920年4月19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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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长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1920年11月11日）》，《陈竞存先生年谱》1920年条（收于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编刊《海丰人文资料》17，1996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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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卢永样复电（1920年3月13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8—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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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施行的开明政策，请参阅嵯蛾隆《陈炯明支配下の新文化运动——闽南护法区を中心に［陈炯明统治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以闽南护法区为主］》，小岛朋之、家近亮子编：《历史の中の中国政治——近代と现代［历史上的中国政治——近代和现代］》，劲草书房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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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31页；《陈竞存先生年谱》1920年5月29日条，收于前引《海丰人文资料》17，第175页。《陈竞存先生年谱》所记使者名字为“路博将军”，此即波塔波夫。其详细考证请参阅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1988年；邱捷：《“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3期。还有的回忆记裁，苏俄使者曾向陈递交了列宁的亲笔信（陈其尤：《1919年苏联派第一个使者到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61年），但至今未发现该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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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ilbur，op.cit.，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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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S.Whiting，Soviet Policiesin China：1917—1924，Stanford，1968，pp.116，305.刊载于《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mникНКИД）上的陈炯明致列宁信，由李玉贞全文译出（前引《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32—133页）。陈炯明在信中这样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面赞同：“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我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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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孙中山、陈炯明等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请参阅如下专著。刘德喜：《两个伟人和两个大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M.Kriukov，The Winding Road to Alliance：Soviet Russia and Sun Yatsen（1918—1923），Far Eastern Affairs，1999，No.2—3；H.Л.Мамаева，Коминmерн и Гоминьдан：1919一1929，Моск ва，4999（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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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l.Wilenski（Sibirjakow），AmVorabend der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China，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No.16，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载《共产国际》德语版；汉译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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