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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给胡适、陈独秀的信（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178—179页），证明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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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除高一涵回忆录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下述回忆（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也常被作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旁证”：“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1920年初］由京来津。……次日晚间，李、姜［姜般若，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这段回忆说的好像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去天津避难。但是，不能仅凭这点就断定那时二人就成立共产党一事进行了商议。再者，所谓《益世报》刊登的报道文章也没有确认其是否真正存在，由这个十分暖昧的回忆引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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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7页，原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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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文件一》、《文件二》。《文件二》中有“《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的字句，资料集俄语版编者以该“李同志”不清楚是何人，而汉语版编者则认为是“李震瀛”；笔者认为是李汉俊。总之，肯定不是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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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另外，《新青年》七卷六号（1920年5月）所收《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狂热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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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关于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的状况以及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请参阅前引原晖之《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第144一151页；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6页；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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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没有文件证实魏金斯基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陈公培的回忆录（《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说，“我在这年［1920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魏金斯基］”。有关人的回忆还说，除杨明斋外，来华的魏金斯基一行中还有一名朝鲜人“安某”（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这位“安某”大概是高丽共产党方面的安恭根或安秉赞等，但无确证。另外，柳建辉：《魏经斯基1920年4月到过济南吗？》（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论证，魏金斯基一行从北京赴上海的途中曾在济南与接触过当地学生的说法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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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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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公信第286号第2部呈送远东社会党局发表宣言书之剪报件（1920年6月10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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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抱朴：《批评中国出版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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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В.Н.Никифоров，Абрам Евсе евич Ходоров，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6，No.5（尼基福罗夫：《阿勃拉姆·埃布塞维奇·霍多罗夫》，载《亚非人民》），Whiting，op.cit.，pp.116—118；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俄代表与各报记者之谈话》，载《晨报》1920年9月18日；石克强（К.B.Шевелев）：《孙中山与远东电讯社（1920—1921）》，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载《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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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有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在中国为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是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Alegseev，Alexieff）”（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65页；Wilbur，op.cit.，pp.117，326—327）。其根据是布施胜治著《ソウェ卜东方策［苏维埃的东方政策］》（燕尘社1926年版）。布施在该书中记述道，1921年春，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由莫斯科来华，在广州开设罗斯塔通讯社分社及俄语学校，同年3月会见孙中山，秘密缔结了苏俄与南方政府互相合作的协定（第270—272页）。但是，这位“亚列格塞夫”是否真有其人，值得怀疑。1921年4月，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曾在广州采访过孙中山（《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1982年），概布施把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误以为是“亚列格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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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经过彻底调查（木下义介：《上海に於ける过激派一般（大正11年6月）［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5—16页［《C》］），查明了达尔塔通讯社与上海生活报社同在一座楼内办公，并互相配合活动。根据该调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位于现九江路与江西路交叉口处，达尔塔通讯社和上海生活报社位于虹口的长治路与塘沽路交叉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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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前引木下义介《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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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皆收于松尾尊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6年版，第62、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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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前引木下义介《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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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国政府和远东共和国（优林代表团）之间的外交谈判，直到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合并也没有达成两国建交。到了1924年之后，中苏才正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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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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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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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沿革史专著：Г. М.Адибеков，Э.Н.Шахназарова，К.К.Шириня，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mура Комин 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1997（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里，也没有关于1920年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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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关于“中华工业协会”，以及五四运动前后上海的劳动运动，江田宪治：《五四时期の上海劳动运动［五四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五四运动の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第5函，17，同朋舍1992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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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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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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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文件三》、《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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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文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