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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中文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译者注引加鲁尚茨考证，认为此人是Б.И.潘克拉多夫。潘克拉多夫（В.I.Pankratov）是苏联著名的汉学者，1916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自1918年起在汉口做俄语教师，同时在湖南、湖北做方言调查。20—30年代，先后在北京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罗斯塔通讯社、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苏俄中国学手册（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彭泽湘：《自迷》，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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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在《文件一》的中文译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里，该处为“群益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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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И.М.Мусин，Очерк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в Китае：Вопрос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т.1，Москва，1927，стр.228（穆辛：《中国劳动运动概论》，《中国革命诸问题》第1卷。转引自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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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收驻崴邵领事电民国9年6月17日》、《发驻崴邵领事电民国9年6月19日》，皆收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刊：《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九年》，1968年版，《俄对华外交试探》，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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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文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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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同前。稍后，俄共西伯利亚局在10月1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东方民族处的工作，并要求“注意在中国和朝鲜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前引佩尔西茨《旅俄东方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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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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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该报告在最后部分说，“《中国社会主义报》（Кита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 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出版者李同志（т.Ли）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报》具体指什么报纸，但所谓“李同志”大概指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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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于1921年刊行的《远东人民》杂志（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第2号（1921年6月23日）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 Китае）一文，该文用俄音标注汉音的方法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刊行的书籍、杂志，其中有《谁是共产党》。另据《文件八》称，《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的作者是“米宁（Минин）”，不清楚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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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李得胜：《一个兵的话》（1920年再版，出版社不明，收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作者李得胜的生平不清楚。另，该小册子的内容与无政府主义团体“真理社”在1919年发行的《兵士须知》（李得胜述）相同。关于《兵士须知》的封面、内容以及散发情况，请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封面照片及第19—28、30、33页。在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该小册子名为《一个兵士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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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中译本正式名称似乎是《十月革命给了我们什么》（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但没有发现中译本原件，其出处也难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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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收有《中俄（华俄）通信社新闻稿目录》。关于该通讯社的活动概况，请参阅方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个新闻通信社——上海“中俄（华俄）通信社”》，载《上海党史研究》1992年第9期；任武雄：《建党时期的中俄通讯社和华俄通讯社》，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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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本报记者与华俄通信社驻华经理之谈话》，载《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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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第2号，19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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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沈以行等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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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通信》，载《劳动界》第7号，1920年9月；《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载《劳动界》第9号，1920年10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纪》，载《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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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前引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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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载于《少年中国》二卷五期，19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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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载《少年中国》二卷三期，19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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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谌小岑：《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天津觉悟社》，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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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魏金斯基曾数次从上海向日本派出信使（朝鲜人），以谋求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魏金斯基印象中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是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接触（《文件一》、《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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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大杉荣著、飞鸟井雅道校订：《自叙传·日本脱出记》，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84—295页；《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04页。关于“M”，有人认为，“不敢肯定马某其人即上述马马耶夫”（岩村登志夫：《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党の成立［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三一书房1977年版，第78、105页），也有人认为“M”是“Yi Ch’un suk（李春熟）”（R.A.Scalapino，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20—1966，Berkeley，1967，p.12；警保局：《朝鲜人近况概要大正11年1月》，朴庆植编：《在日朝鲜人资料集成》第1卷，三一书房1975年版，第124页）。飞鸟井氏采“李春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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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在日本的有关研究中，多数认为“俄国人T”是“切伦［音译］”（前引大杉荣著、飞鸟井雅道校订《自叙传·日本脱出记》，第292—295页；犬丸义一：《第一次共产党史研究增补日本共产党的成立》，青木书店1993年版，第79页），但其根据不明，“切伦”其人的生平也一概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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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有“昨，俄劳农代表包利克、外金斯克来谈中国现在并将来，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第277页，1920年10月10日条）。白坚武9日刚刚见过李大钊（李与白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友，关系致密），据此推断，有可能是李大钊把魏金斯基介绍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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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魏金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前引《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9—113页；原载《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关于会见的时间，魏金斯基只说“在1920年的秋”，但同时又说，会见后，“不久，孙中山到广州去了”（孙中山出发去广州是11月25日），故作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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