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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观其政治纲领，部分内容与191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党”相似，疑为模仿该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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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杨奎松：《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7页；杨世元：《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解析》，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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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28日。抱朴，原名秦涤清，原为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赴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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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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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为了対抗华盛顿会议而召集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从1922年1月21日至2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2月1日在彼得格勒闭幕）。有关大会概况，С.А.Горбунова，Съезд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Проо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87，No.4（戈尔布诺娃：《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1989年）；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国际与日本］》（法律文化社1982年版）第4章叙之甚详。至于该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则有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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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CP：《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载《广东群报》附录《青年周刊》第6号，19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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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崔醒吾：《张民权是否到莫斯科？》，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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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张民权（号美真）是活跃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的名字屡屡见于报端，但其生卒年及籍贯（一说是湖南人）等不详。综合各种资料，其主要活动如下：他是成立于1918年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1919年春为了进行救国宣传从上海赴广东、南洋，1920年2月回国。3—4月在福建漳州宣传无政府主义，4月20日被陈炯明拘捕，后退避上海。在上海，与世界语学校“新华学校”有关系。1920年10月，作为“活跃分子”，在上海的各类团体中露面，出席工商友谊会的成立大会等。后于1921年6月得其他同志的资金援助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据说，他自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去世。前引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认为，“张民权”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张墨池”，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编辑《民声》杂志的“盛国成”为同一人物。顺言之，张墨池在1922年是中韩国民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孙安石：《1920年代、上海の中朝连带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の成立、构成、活动を中心に［1920年代、上海的中朝协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的成立、组织结构与其活动］》，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75号，1996年）。另外，有的记录载，张民权是广东省五华人，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曾在国共合作下的广州，后留学苏联，1949年以后在台湾（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38—39、527—528页）。不过，两位张民权不是同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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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以下若无特别注明，有关共产国际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的叙述，皆依据水野直树：《コミンテルンと朝鲜——各大会の朝鲜代表の检讨を中心に［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载《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第1号，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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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央档案馆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莫斯科的档案馆也藏有类似的文件（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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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前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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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Wl.Wilenski（Sibiijakow），Am Vorabend der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China，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No.16，1921（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载《共产国际》德语版；汉译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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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德语与汉语读音有差距，但同时举出的其他人名字，如“Di-Kan”=狄侃、“Kai-Bei-Dsin”=康白情、“Wan-Dei-Shi”=王德熙、“Fan-Fu-Guan”=冯复光、“Tzen-Tsao-Schen”=陈肇甦等，都是1920年初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的理事；据此判断，“Jao-Tso-sin”即姚作宾。关于当时学联理事的姓名，请参阅《两学生会消息》，载《申报》1919年12月12日；《学生总会理事会开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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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据威廉斯基说，“由各地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组织的执行部”（即“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会”）的七名成员中，包括姚作宾在内的三人是“大同党”党员，一人是“真理社”成员。另，魏金斯基在上海也曾与上海学联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有过接触（程天放：《李公祠四年》，《传记文学》1卷7期，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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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卢永样复电（1920年3月13日）》，前引《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18—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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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另，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也记录道，姚作宾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为谋求与俄国过激派协作，曾于本年［1920年］4月赴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旅行”（《外秘乙第225号关于需特别监视支那人之动静件（1920年8月9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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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俄学生请求世界同情》，载《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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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上海に於ける思想团体［上海的思想团体］》，载《外事警察报》第21号，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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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载《清江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该传记是采访黄介民而成，但其中关于新亚同盟党改称大同党的时间并不明确，只说“新亚同盟党后又改名为大同党”。补注——关于新亚同盟党在韩国独立史上的作用，请参阅姜德相《吕运亨评传》第1卷［日文］，新干社2002年版，第98—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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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陈其尤：《1919年苏俄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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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关于王希天的生平，请参阅仁木文子《震灾下の中国人虐杀［震灾中虐杀中国人事件］》，青木书店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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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关于可思母俱乐部，请参阅松尾尊《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载《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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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山鹿泰治：《たそがれ日记［黄昏日记］》第1分册·4《秘密结社大同党》（《黄昏日记》的这一部分内容全文转录于坂井洋史《山鹿泰治と中国［山鹿泰治与中国］》，载《猫头鹰》第2号，1983年。该处叙述以此为据）。据山鹿称，大同党是一个“为自由和和平而努力的结社”，其口号是“超越国籍和阶级，向五大洲寻求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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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1979年，第219页。另，刊登于《解放与改造》一卷二号（1919年9月）的今井政吉著，超然、空空译：《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是“纯粹的大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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