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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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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前引魏金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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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索科洛夫一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发件地不详）》（《文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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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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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前引Далин，К иm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1921—7927，стр.27—32（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2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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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有一些人认为，魏金斯基第二次来华是在1923年11月至12月间（比如，前引《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72—473页；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但是，魏金斯基这个时期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年11月26日）》，［《文件九十五》］），不可能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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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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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斯米尔诺夫为筹措在上海开展共产国际的工作筹集外汇问题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请求（1920年12月21日以后）》，前引Дальневосmочная Полиmика Совеmской России：1920—1922гг.，стр.180（《苏俄的远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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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此外还有一位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К.N.Sokolov-Strahov），他于1921年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联系，并据魏金斯基提供的情报报告了广州的政治局势（《文件九》）。但是，只知道他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其来华的过程及时间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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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Claude Cadart，Cheng Yinexiane，L’Envol du communisme an Chine：Memoires de Peng Shuzhi，Paris，1983，pp.162—166（《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轫：彭述之的回忆》）；汉译见《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载《争鸣》，香港，第68期，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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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抱朴（秦涤清）：《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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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文件八》。补注——最近公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致魏金斯基的电报（1920年9月30日，伊尔库茨克）》（收于К.Шевелев，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2001，No.4［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称，“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指霍赫洛夫金］”，可知霍赫洛夫金是1920年10月间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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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国际工会联合会是1920年7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临时机关，翌年7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该联合会于1920年11月指示驻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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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以下有关福罗姆别尔格的叙述，依据А.И.Картунова，Профинтерн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Из истории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l（卡尔图诺娃：《赤色工会国际与中国职工运动（相互关系史）》，载《亚非人民》；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1992年）以及前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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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马林曾说在上海与他共同工作的有福罗姆别尔格（《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ting），Leiden，1991，p.30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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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称，“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弗来姆堡［福罗姆别尔格］的帮助下，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第239页），但没有注明根据何在。不清楚福罗姆别尔格在中国活动到什么时候，不过，据日本警方资料称，1927年时，他是上海的苏联银行“远东银行”的总经理（《上海的劳农俄国远东银行搜查及封锁事件》，载《外事警察报》第62号，192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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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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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徐相文：《从苏俄的亚洲战略看中共“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台北史馆馆刊》复刊第23期，1997年）认为，召回魏金斯基，是为了使远东共和国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而做出的让步。这种见解过于穿凿。因为，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对北京政府的威胁，尚不足以成为外交交涉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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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共产党》月刊第3、4号实际发行日期，比杂志底页记载的1921年4月、1921年5月要晚。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书第一章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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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共产党》月刊第3号，因被上海法租界警察没收了部分版面，缺了一页。另外，《新青年》8卷6号载《本社特别启事》声明说，由于“特种原因”，以后发行地将移到广州。据《新青年》9卷1号称，所谓“特种原因”，即指“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不过，据说，《本社特别启事》是为了瞒哄警方，实际上，以后仍继续在上海发行（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57页；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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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cit.，p.309；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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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前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117页。李达也有同样的回忆（《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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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近藤荣藏：《コムミンテルンの密使［共产国际的密使］》，文化评论社1949年版，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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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认为，这位“黄某”即指黄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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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06页。近藤从上海回到日本下关后，被日本警察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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