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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中共发起组，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见于汉语资料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等；而见于俄语资料的则有“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бюр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 коймолодежи）”等。其中，除回忆录外没有任何其他佐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真实性显然首先值得怀疑。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发起组的前身的，是邵力子和陈望道，但被认为是其成员的施存统、沈雁冰（茅盾）都明确否认上海有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组织。[13]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主张呢？陈望道的几部回忆录都谈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其中一部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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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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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段回忆来说，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但是，实际上，1920年8月刊行的《共产党宣言》，其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也就是说，陈望道因记忆不准确，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如第二章第二节所迷，“社会主义研究社”实际上就是“新青年社”，同时也就是魏金斯基所说的上海“革命局”的出版机关；因此，陈望道等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非什么组织名称，而仅仅是笼统地指称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和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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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最初的名称是什么呢？它和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来探讨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谈到中共成立时间的同时期资料，有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和施存统在日本被逮捕后所作的口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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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的报告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комму нисти ческиея чейки）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共产党细胞”。[15]鉴于张太雷赴俄国前的诸多活动尚不清楚，因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份报告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共成立时期的正式报告，其中称建党活动最早始于1920年5月，当然比其他回忆录要可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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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的口供，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于1921年底被警视厅逮捕、接受审讯时的记录。从前，他在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曾经被介绍过[16]；但是，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近年解密的《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1年2月）中，发现了《施存统在警视厅所做陈述要点》（请参阅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这份资料记录的施存统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所作的陈述，比他在预审法庭上的证词更加详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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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原文如此］）、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魏金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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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施存统在被警察拘押时的口供，所以，不能断言他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但是，从他如实坦白了本属不可泄露的中共有关人的别名、住处等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信的。施存统直到1920年6月赴日以前，一直在上海跟随陈独秀进行活动，到日本后，也与上海的共产主义人士保持着频繁联系，因此，比起张太雷，他更加直接地见闻了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甚至知道苏俄方面所提供资金的具体金额，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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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施存统没有谈到“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不过，他提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这两个与党有关的组织，并明确地说它们分别成立于1920年8月和5月。的确，共产主义小组旨在从事实际运动而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施存统已经在日本，他是通过来自上海的联系间接知道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7月）的报告也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союзмолодежи）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17]，也证明青年团是于同年8月成立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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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的口供，1920年5月成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学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机关，而它肯定就是前文探讨过的出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中，《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上海“革命局”出版处的活动，由此可以判明，相当于该出版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吴明）、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重辅）和施存统等七人，在施存统尚在上海的同年5月组织起来的。[19]这七人中，除了王仲甫（重補）不知是什么人物以外[20]，其他六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发起组织中共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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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张太雷的报告，还是施存统的口供，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件，都主张共产党的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5月，因此，可以说他们采取某种形式而进行的活动——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是在这前后开始的；而这种活动之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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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社会共产党”的名称，见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的日记1920年7月10日条。俞秀松在北京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于同年3月和施存统一起来到上海[21]，此后即加入陈独秀等的团体从事活动，这在上述施存统的口供中有所涉及。因此，从常识考虑，他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应该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至于日记所反映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暧昧见解（“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正如金立人指出的那样，从当时激进青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解的混乱考虑，也绝非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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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即，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俞秀松的日记里，明确地记载着“社会共产党”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共产党”是什么时间组织起来的？如前所述，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始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在7月10日以前都没有涉及“社会共产党”。也就是说，从日记看，我们只能推测，组织“社会共产党”应该是在6月17日以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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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测“社会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与其性质极具参考价值的，是施存统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和他晚年的回忆录，以及施存统口供中提到名字的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录。据施存统回忆，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在戴季陶退出之后的第二次会议上，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22]虽然这是5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其内容（比如成立时的成员）和他1921年的口供几乎完全吻合，应该说比其他人的回忆录要可靠得多。[23]施存统的口供和回忆录与其他人回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含有1920年6月赴日留学这一时间标志；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他还在上海的同年6月以前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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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也和施存统的回忆录内容相符。首先来看俞秀松的回忆。关于建党过程，俞秀松1930年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24]可见，俞秀松和施存统一样，都说曾经挙行了两次发起会议，党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起成立的。陈公培的回忆虽然有几处细节与施存统不同，但也同样说在他自己和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参加的发起中共的筹备会议上，制定了五六条简单的章程。陈公培说，“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但同时又回忆说，开过会的“当晩，施存统去日本……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25]施存统留学日本，确实是在戴季陶和宫崎父子的帮助下才实现的，由此判断，陈公培的回忆是十分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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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施存统是何时赴日的呢？按陈公培的回忆来说，施存统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正式制定了章程，因而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党组织成立的日子；可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単。施存统说，他是1920年6月20日离开上海赴日的，这需要加以若干说明。6月20日是船离港的日期，他在俞秀松等朋友们的陪同下到码头乘船，是在前一天即19日晚上。[26]但是，俞秀松在当天的日记里，虽然记录了送施存统上船，但却只字未提他自己应该也出席了的“社会共产党”的发起会议。因此，对陈公培说的发起会议在施存统上船的那天召开的说法，不能毫不怀疑；不过，可以推断，发起会议的举行距施存统离开上海应该相隔不久。这种推断的证据是，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宴会是在6月16日[27]（陈公培也可能错把欢送会这天当成施存统出发的日期），而初时参加了创建“共产党”会议的戴季陶为了治疗神经衰弱离开上海去湖州的时间，是6月17日前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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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月、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歩组织。但是，这个“党”[29]后来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30]）、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31]）、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同时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即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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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在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小组曾称为“社会共产党”。但是，为什么魏金斯基在8月的报告里对此只字未提呢？换言之，魏金斯基报告中的上海的“革命局”与这个“社会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金立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而施存统却明确地说魏金斯基也参与了发起“共产党”的会议[32]，仅凭这点，金氏的见解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考虑，即“革命局”和“社会共产党”是对同一个组织的不同称呼。金氏的见解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指出了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对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推进建党工作（是组织革新团体，还是组织值得相信的个人）所持的主张不同。也就是说，由于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考虑问题，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这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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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中心的各地的社团、“崩得”（犹太工人团体）的代表，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会议，集结了分散于各地的许多团体而成立的（不过，活动家们于会后全被逮捕）。可以推测，熟知布尔什维克建党历史的魏金斯基曾设想在中国也同样以集结现存革命团体的方式创建革命政党。魏金斯基在报告里反复谈到如何统一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现有工人团体，却极少提及中国活动家个人的名字，并不单单因为语言障碍，而是他对创建中国革命政党的设想的鲜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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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时的陈独秀尽管与新兴工人团体保持着接触，但明显地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在魏金斯基撰写报告的1920年8月，陈独秀也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的工人团体》的短评，其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33]，与魏金斯基对工人团体的看法明显不同。从他的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谈政治》看得出，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也显然没有好感。用这种态度来从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自然会基于和自己的信任关系去吸纳个人。如此，参与建党的中国人在撰写回忆录等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记述建党过程，即，急进分子的结合诞生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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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发起组的几个恻面（二）——“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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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另一个组织，是见于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所谓“社会主义者同盟”是怎样的组织？梁冰弦撰有关“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最早回忆录中有这样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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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柏烈伟］，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久居华北。……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会乐于携手……那时留守学舍［晦鸣学舍］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与北大黄超海［黄凌霜］，让他们就近接洽。黄氏约同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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