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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冰弦的回忆录，以及受此触发而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录，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是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在魏金斯基的推动下，“同盟”不仅在上海开了一个“又新印刷所”，出版发行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书籍，在北京、广州也发行了《劳动者》、《劳动音》等杂志。[35]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回忆无误，那么，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相当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上海的“同盟”是中共发起组。上述杨奎松、金立人两位学者，尽管语感不同（杨奎松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同一个组织；金立人认为前二者是同一组织，但与陈独秀等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关系），却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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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社会主义者同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中共人士提到这个组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也见不到这个组织的名称。因此，我们不能即刻断定当时的联合组织的名称就是“社会主义者同盟”。但是，各地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下半年结成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却是事实。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他的报告中反复提到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创刊的《劳动音》杂志上，也有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写的文章。如此看来，“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是实际存在的，可当时的资料中为何不见其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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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据信参与发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黄凌霜的文章，曾经谈到“同盟”，这就是1923年4月发表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办的《工余》杂志（第十六号）上的《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该信有关“同盟”的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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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露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北京晨报出版），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尚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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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指北京晨报社1920年4月出版的兰塞姆（Ransome）原著、兼生（黄凌霜）翻译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37]黄凌霜在该书出版前，好像请同志读过。这且不堤，问题是接下来的“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一段，内容与梁冰弦、郑佩刚谈到“社会主义同盟”的回忆录一致。对照他们的回忆录，可以断言黄凌霜和李大钊一起在天津见到的俄国人就是柏烈伟，而一同去广州设立通信社的“露人某君”，可以断定就是中共方面的文件[38]也曾提到的、黄凌霜将其介绍到广州革命界、设立了俄国通讯社的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L.A.Perlin）等人[39]；而黄凌霜“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的记述，则与魏金斯基1920年8月撰写的报告内容（在北京、天津，有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开展活动，为了在广州建立“革命局”，斯托扬诺维奇将被派至广州）完全一致。可见，梁冰弦、郑佩刚的回忆绝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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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的回忆录反映了事实，并不等于所反映的全部是事实。黄凌霜的信只说由于他协助了俄国人（柏烈伟）和李大钊，使得苏俄在中国得以开始开展活动，却并没有说他们的组织叫什么名称，因此，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体称做什么，及其与中共发起组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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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还是魏金斯基的报告。在1920年8月的这份报告里，魏金斯基告诉我们，他当时正在试图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并且，8月17日，“彻底解决联合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这次会议就是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的联合会议，李大钊也出席了，会议的结果产生了“改造联合”。而在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40]，可见“改造联合”的活动融入了苏俄通讯社的对华工作。黄凌霜的信也记述了他们的小组设立了通讯社，由此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黄凌霜信中所说的他与李大钊、柏烈伟一起进行的活动，对于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魏金斯基看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而李大钊则称其为“改造联合”。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推论，那么，这许多名称所指称的统一战线组织，和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是同一个组织。其根据是，魏金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俄语原文（Союзсоциа 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以俄语表述的自称（Социали 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41]），是相同的名称，只不过语序不同而已。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的报告称，1920年8月成立的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这种情形与无政府主义者回忆录所谈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情况完全相同。总之，“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改造联合”实际上是一码事，都是通过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与苏俄人士共同进行的活动，只不过由于所处的角度和语言环境不同，出现了四种表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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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郑佩刚回忆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端（收到柏烈伟来信）在192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同年5月[42]；但是，若“社会主义者同盟”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别称，其正式成立应该是同年8月。因为，旨在联合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中国人称之为“社会共产党”，魏金斯基称之为“革命局”）成立之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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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部分人之所以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可能是比照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名称，该“同盟”1920年8月开始加快了筹建步伐，其动向也备受中国国内瞩目（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迷，李大钊加入了该“同盟”），同年8月就做了详细报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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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发起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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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2、3小节探讨的内容概要如下，即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以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进入6月后一个时期称“社会共产党”（或“共产党”、“社会党”），8月设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广泛团结青年社会主义者，扩大势力；同时，上海的发起组本身的成员也不断増加，主要从事出版、宣传等活动。这些活动，在魏金斯基眼里，被看成是上海“革命局”的活动，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则被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当作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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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期来看，这一系列建党准备工作，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毫无疑问带有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性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活动，除了上述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期刊，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外，还开展了面对青年的教育活动（开办“外国语学社”），以及工人运动（设立“上海机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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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社是1920年9月开办的外语学校。上海《民国日报》（9月28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该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校址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即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新渔阳里六号至同年6月是戴季陶的寓所，距《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极近。外国语学社名义上教授外语，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似乎也都在这里讲授过初级外语[44]；但实际上，是各地学生运动家和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的青年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后的避难所，或者希望赴苏俄的青年们的留学介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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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继北京之后，上海也摸索实行了工读互助团运动，而“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这些后来的中共党员，都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9月时的总干事是长沙县长姜济寰，书记干事是毛泽东），则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后来也都是中共党员——来外国语学社学习。[45]据说，“俄罗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陈独秀的好友、时任船山中学校长的贺民范，彭述之就是经贺民范介绍来外国语学社学习，以准备赴俄留学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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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潮头已过，而新生俄国则代替法国受到部分激进青年的注目。实际上，当时不仅流传着某某机关介绍中国青年赴俄学习，还有报道说，有的青年为了去俄国而寻找各种途径。[47]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就是为了满足青年们赴俄留学的热切需要而进行预备教育的机关之一。不用说，学员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因而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的人才来源。1920年时，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有60人左右，其中不少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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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上海，教授语言并斡旋赴俄留学的机关，除外国语学社外，还有一所名叫“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学校，和共产主义小组关系极近；施存统“口供”中所说“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原文如此］之世界语学校”就是指“新华学校”。地处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的新华学校（也称“新华世界语学校”），是1919年冬从欧洲来的斯托帕尼（V.Stopani，1893？—1921）和陆式楷等世界语学者开办的[49]，也是标榜世界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据点。[50]有些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也同时在“新华学校”学习世界语，看来也有一些人员方面的交流。[51]例如，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廖划平、袁文彰、抱朴（秦涤清）等1921年3月准备赴俄国时，就持有“新华学校”教师斯托帕尼的介绍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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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帕尼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俄国，据说他为了躲避兵役而从高加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到了上海。[53]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从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刊登的他的信中，可以了解他思想立场的一个侧面。在这封信中，他一方面说，“我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同时又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他如此解释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立场，即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理想是正确的，适合促进人民觉醒，但不能一蹴而就；既然如此，也就不太适合“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到达真幸福和真自由这一理想的第一阶段，在现时，不得不借助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列宁也并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必定会实现。[54]持此种立场的斯托帕尼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那么，各种关心社会主义和苏俄的青年聚集到“新华学校”，而他也不辞辛劳介绍青年们赴俄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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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对无政府主义颇感兴趣的俞秀松也曾学习过世界语[55]，但不清楚他是否曾在斯托帕尼的“新华学校”学习过。不过，在俞秀松那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远没有分化，并非像斯托帕尼那样，一方面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真理”，同时明确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做实现“真理”的手段。众所周知，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苏俄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尚不明朗，许多人相信，赴俄国后可以通过世界语和俄国革命家交流[56]，所以，世界语被认为和俄语一样是接近革命俄国的桥梁。“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学员也到“新华学校”学习的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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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斯托帕尼，在促成廖划平、抱朴等无政府主义者赴俄国之后，不知为什么，于1921年3月27日饮弹自戕，翌日死去[57]，因此，他生前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魏金斯基等人的关系也就不得其详。从“外国语学社”和“新华学校”的关系来推测，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是，从斯托帕尼为那些等不及“外国语学社”安排的青年们独自斡旋赴俄[58]来看，他和魏金斯基等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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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语学社”以青年为对象不同，“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目的是进行工人运动。如前所迷，陈独秀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因此，“上海机器工会”可以说是成立新的“真的工人团体”的一种尝试。“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湖南人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杂志的号召而发起的[59]，1920年10月3日举行了发起会议。据报道，发起会议的地点是“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与会者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了言。[60]陈独秀等只作为名誉会员，是因为正式会员只限于机器工人，这一点反映了陈独秀呼吁成立“真的工人团体”的意图；而开会地点选在“外国语学社”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则说明该工会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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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会于11月21日正式成立，当日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与会；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会议圆满结束。[61]与会者人数不少，但多半是赶来祝贺，工人会员实际上只有370人左右。[62]不过，这个工会的特点是与其他现存工会泾渭分明：“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63]这些倾向还得到了美国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组织IWW（世界产业工会同盟）的积极评价，该组织在工会成立后不久即发来了贺电。[64]因此，中国警方自然认为上海机器工会是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党陈独秀”授意下合谋组织起来的，并摆出了镇压的态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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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机器工会的实际活动相当温和，主要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教育以及相互扶助等工作，并没有如警方所严密防范的那样激进。就笔者资料调查所见，该工会并没有发起要求改善具体劳动条件的运动，也没有对当时上海发生的其他行业的工潮进行支援。陈独秀等共产主义小组对该工会只是从旁协助和支持，并没有对其进行一元化领导，这表明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摸索知识分子与工人如何合作。继上海机器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宗旨类似的“上海印刷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也深入工厂进行调查，陈独秀和李汉俊对几次工潮也进行了积极的声援[66]；但是，共产党本身主动组织工会，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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