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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郑佩刚回忆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端（收到柏烈伟来信）在192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同年5月[42]；但是，若“社会主义者同盟”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别称，其正式成立应该是同年8月。因为，旨在联合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中国人称之为“社会共产党”，魏金斯基称之为“革命局”）成立之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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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部分人之所以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可能是比照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名称，该“同盟”1920年8月开始加快了筹建步伐，其动向也备受中国国内瞩目（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迷，李大钊加入了该“同盟”），同年8月就做了详细报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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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发起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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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2、3小节探讨的内容概要如下，即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以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进入6月后一个时期称“社会共产党”（或“共产党”、“社会党”），8月设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广泛团结青年社会主义者，扩大势力；同时，上海的发起组本身的成员也不断増加，主要从事出版、宣传等活动。这些活动，在魏金斯基眼里，被看成是上海“革命局”的活动，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则被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当作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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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期来看，这一系列建党准备工作，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毫无疑问带有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的性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活动，除了上述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期刊，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外，还开展了面对青年的教育活动（开办“外国语学社”），以及工人运动（设立“上海机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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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社是1920年9月开办的外语学校。上海《民国日报》（9月28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该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校址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即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新渔阳里六号至同年6月是戴季陶的寓所，距《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极近。外国语学社名义上教授外语，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似乎也都在这里讲授过初级外语[44]；但实际上，是各地学生运动家和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的青年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后的避难所，或者希望赴苏俄的青年们的留学介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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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继北京之后，上海也摸索实行了工读互助团运动，而“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卜士奇、袁笃实这些后来的中共党员，都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9月时的总干事是长沙县长姜济寰，书记干事是毛泽东），则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后来也都是中共党员——来外国语学社学习。[45]据说，“俄罗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陈独秀的好友、时任船山中学校长的贺民范，彭述之就是经贺民范介绍来外国语学社学习，以准备赴俄留学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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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潮头已过，而新生俄国则代替法国受到部分激进青年的注目。实际上，当时不仅流传着某某机关介绍中国青年赴俄学习，还有报道说，有的青年为了去俄国而寻找各种途径。[47]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就是为了满足青年们赴俄留学的热切需要而进行预备教育的机关之一。不用说，学员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因而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的人才来源。1920年时，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有60人左右，其中不少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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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上海，教授语言并斡旋赴俄留学的机关，除外国语学社外，还有一所名叫“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学校，和共产主义小组关系极近；施存统“口供”中所说“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原文如此］之世界语学校”就是指“新华学校”。地处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的新华学校（也称“新华世界语学校”），是1919年冬从欧洲来的斯托帕尼（V.Stopani，1893？—1921）和陆式楷等世界语学者开办的[49]，也是标榜世界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据点。[50]有些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也同时在“新华学校”学习世界语，看来也有一些人员方面的交流。[51]例如，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廖划平、袁文彰、抱朴（秦涤清）等1921年3月准备赴俄国时，就持有“新华学校”教师斯托帕尼的介绍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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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帕尼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俄国，据说他为了躲避兵役而从高加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到了上海。[53]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从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刊登的他的信中，可以了解他思想立场的一个侧面。在这封信中，他一方面说，“我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同时又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党”。他如此解释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立场，即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理想是正确的，适合促进人民觉醒，但不能一蹴而就；既然如此，也就不太适合“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者到达真幸福和真自由这一理想的第一阶段，在现时，不得不借助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列宁也并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必定会实现。[54]持此种立场的斯托帕尼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那么，各种关心社会主义和苏俄的青年聚集到“新华学校”，而他也不辞辛劳介绍青年们赴俄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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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对无政府主义颇感兴趣的俞秀松也曾学习过世界语[55]，但不清楚他是否曾在斯托帕尼的“新华学校”学习过。不过，在俞秀松那里，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远没有分化，并非像斯托帕尼那样，一方面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真理”，同时明确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做实现“真理”的手段。众所周知，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苏俄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尚不明朗，许多人相信，赴俄国后可以通过世界语和俄国革命家交流[56]，所以，世界语被认为和俄语一样是接近革命俄国的桥梁。“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学员也到“新华学校”学习的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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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斯托帕尼，在促成廖划平、抱朴等无政府主义者赴俄国之后，不知为什么，于1921年3月27日饮弹自戕，翌日死去[57]，因此，他生前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魏金斯基等人的关系也就不得其详。从“外国语学社”和“新华学校”的关系来推测，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是，从斯托帕尼为那些等不及“外国语学社”安排的青年们独自斡旋赴俄[58]来看，他和魏金斯基等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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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语学社”以青年为对象不同，“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目的是进行工人运动。如前所迷，陈独秀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因此，“上海机器工会”可以说是成立新的“真的工人团体”的一种尝试。“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湖南人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杂志的号召而发起的[59]，1920年10月3日举行了发起会议。据报道，发起会议的地点是“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与会者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了言。[60]陈独秀等只作为名誉会员，是因为正式会员只限于机器工人，这一点反映了陈独秀呼吁成立“真的工人团体”的意图；而开会地点选在“外国语学社”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则说明该工会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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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会于11月21日正式成立，当日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与会；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会议圆满结束。[61]与会者人数不少，但多半是赶来祝贺，工人会员实际上只有370人左右。[62]不过，这个工会的特点是与其他现存工会泾渭分明：“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63]这些倾向还得到了美国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组织IWW（世界产业工会同盟）的积极评价，该组织在工会成立后不久即发来了贺电。[64]因此，中国警方自然认为上海机器工会是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党陈独秀”授意下合谋组织起来的，并摆出了镇压的态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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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机器工会的实际活动相当温和，主要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教育以及相互扶助等工作，并没有如警方所严密防范的那样激进。就笔者资料调查所见，该工会并没有发起要求改善具体劳动条件的运动，也没有对当时上海发生的其他行业的工潮进行支援。陈独秀等共产主义小组对该工会只是从旁协助和支持，并没有对其进行一元化领导，这表明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摸索知识分子与工人如何合作。继上海机器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宗旨类似的“上海印刷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也深入工厂进行调查，陈独秀和李汉俊对几次工潮也进行了积极的声援[66]；但是，共产党本身主动组织工会，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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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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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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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其活动与上海一样十分活跃，在北方是北京，南方则是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北京的李大钊、广州的谭平山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南谭北李中间陈”，可见，北京和广州都是仅次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在北京，五四运动以后，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们正在积极开展平民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团的运动；而在广州，由于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工人数量又仅次于上海，所以早就存在着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上海的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个城市具有的特殊条件，其建党过程与上海有若干不同之处。首先来看北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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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最可靠详尽的史料，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67]这份报告是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据认为是张国焘）执笔的，其中关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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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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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谈到的党组织的活动有：发行《劳动音》[68]、《工人的胜利》、《五一节》等小册子，散发上海印刷的《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69]，翻译《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共产党纲领》（未出版）[70]，还介绍了“我们的一个同志”发行的《傭光》[71]杂志。此外，还详细叙述了对工人开展的工作，说工人工作非常困难，应该重视教育对工人带有优越意识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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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始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内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但是，上述报告根本没有提及这个研究会。因此，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该研究会并非北京的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母体，而是为了满足当时青年学生中萌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而准备成立的一般性学术团体。顺言之，称该研究会发起（不是成立）于1920年3月的，是该研究会翌年11月的启事[72]，正式成立是中共“一大”后的1921年11月，而以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举行学习会、讲演会则更晚些。所以，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还是如报告写明的那样，是在上海方面正式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之后的1920年10月。[73]如果说在这之前有什么成立组织的动向，则应该是李大钊等于同年8月组织的“改造联合”，或者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里谈到的柏烈伟指导的北京的“革命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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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组的报告说，小组成立时，有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小组，后来又一起退出了。在上海和广州，也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一起退出北京小组，意味着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分裂，在此，有必要就此时期和其后二者的关系加以探讨。共产党方面有关人士曾屡次回忆北京小组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对立和分裂，但是，这些回忆毕竟都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正统的，涉及其时期和过程时，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们在进行探讨时，还是应该重视当时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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