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5230
1703265231
幸运的是，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有当时混入组织的警方谍报员所写的报告可供参考。1921年2月至7月，一个名叫关谦的谍报员伪装成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两个共产主义团体（无政府党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留下了一系列谍报记录。[74]他的第一份报告（1921年2月12日）称，“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张阶级专政，已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表明这时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已经分裂。不过，其中有些人似乎两派的会议都参加，关谦本人就是混在这些人里刺探双方的组织内幕的。
1703265232
1703265233
首先来看无政府主义派。从关谦的报告看，2月到3月，“无政府党互助团”方面脱离了共产主义派，并准备成立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同时，还共同凑集旅费，准备派同志赴俄国，以了解革命俄国的实际状况。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还报告中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可见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交流非常频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州方面的通讯多次报告该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对立，即陈独秀和区声白等不和，陈独秀的态度如何蛮横等。关谦报告说，陈独秀使用软硬两手，一方面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冲突，同时又在写给北京的信中呼吁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而北京的无政府主义派则回信给陈独秀，意欲弄清陈的真实意图。如下文将要探讨的那样，由于陈独秀和区声白在该年年初展开论战，广州方面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彻底对立，这个时期也许进行了旨在修复关系的最后努力。在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上讨论的基本上是陈独秀的动向，而几乎没有涉及北京的共产主义派。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派认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取决于共产主义派领导人陈独秀持何种态度。
1703265234
1703265235
关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75]），关谦报告他第一次参加该派会议的那天（3月16日），青年共产国际方面有人谋求接触，即会议上传达了“俄国少年共产党员格林（英语作Green，俄语作Грин）”要求派代表参加将要召开的“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的来信。关谦的报告称，当时住在天津的格林才20岁左右，时常来北京（寄住于灯市口12号）；此次来京已有两周，会议当天有事回天津，不能出席会议，因留书一封。信中要求立即选出代表，以参加预定于4月25日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76]，并表明旅费将由他代付。
1703265236
1703265237
有关此处的格林，我们不知道他更详细的生平，及其来华的时期和经过。[77]不过，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收到了以“谷林”的名义发来的要求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邀请信，信中“谷林”的所属机关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Eastern Secretariat o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 ist Interna tional of Youth）。[78]看来，格林肯定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有关机关派在中国的联络人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传达了格林来信的当日的会议上，马上进行了选举，选出何孟雄并计划让其不久后与格林一同赴俄国。关谦的报告中还有北京青年团交何孟雄带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件抄件[79]，信中报告，北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还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举权”。这封信写于1921年3月，按其“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之说谁算，北京的青年团应该是前一年11月成立的，即相当于党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不久。
1703265238
1703265239
被选为代表的何孟雄后来确曾试图赴俄，但不幸的是，4月，他在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与北京、天津、上海的13名青年[80]一同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这其中的详情，关谦引用关押在黑龙江监狱中的何孟雄请求营救的信，做了详细报告。何孟雄在信中说，他由于持有格林的介绍信，赴俄计划被发觉，故而遭到逮捕；但是，青年团发给他的证书以及给青年共产国际的信，因为缝在棉衣里面没被发现，被幸免逮捕的格林拿走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何孟雄被逮捕的消息后，即于4月25日开会讨论营救措施，决定由李大钊出面通过官界的关系进行营救，并募集了所需款项。李大钊等的努力没有白费，5月，何孟雄等13名青年被释放。但是，赴俄的目的最后没能实现。[81]
1703265240
1703265241
在关谦的有关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活动内情的报告中，有魏金斯基的得力助手柏烈伟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会议，或帮助他们赴俄国，甚或给他们以经费方面的支持（2月19日、28日报告）的内容，而看不到参与共产主义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迹象的情况，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他是不介意在中国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裂痕，还是如当时就有人指出的那样，借苏俄的背景独断专行呢？也许兼而有之。不过，对于他们这些俄国人来说，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的这种对抗搅不起多大的风浪，明确区分谁是无政府主义者，谁是共产主义者，并只支持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把本来人数极少的社会主义者再行筛选，没有多大意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区别，而苏俄有关人并不着意加以区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里的这两种态度，在下一小节将要讨论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里也存在。
1703265242
1703265243
关于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人数及成员，此前存在从10人到15人等多种说法[82]，但是，其根据都是后来的回忆录，出入颇大。较早的文字资料，有俄国人纳乌莫夫（C.N.Naumov）根据口头调查于1927年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关于北京的早期组织这样写道：
1703265244
1703265245
组织中八位同志，有六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即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但是，组织因为有（一）邓中夏、（二）罗章龙、（三）刘仁静、（四）姓名不详、等四位新成员的加入反而得到了加强。[83]
1703265246
1703265247
1703265248
1703265249
据此，组织成立时的人数大约是八人，其中共产主义者，自一开始就参加的是李大钊、张国焘，后来又加上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他们形成了共产主义派的中心。[84]
1703265250
1703265251
2.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703265252
1703265253
中共发起组在上海形成后，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也在进行。不过，自刘师复以来，广州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据地，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要比上海和北京复杂得多。关于广州的建党过程，一些曾经亲与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留下了回忆录；但是，这些回忆录相互间出入颇大，要据此再现具体过程相当困难。[85]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以原始资料为根据。
1703265254
1703265255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份最可信的资料《广州共产党的报告》。[86]这份报告与上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样，是中共“一大”的广州代表（据认为是陈公博）为出席大会而准备的书面报告。
1703265256
1703265257
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Социалист］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去年年底，В和佩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世界》［МирТруда］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世界》，印数为三千份。……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
1703265258
1703265259
这份报告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过程，但是，其中有几处错误，还有化名，故先作简单说明。首先，所谓《社会主义者》日报，就是当时从北京大学回来的陈公博、谭平山等创办的《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创刊）。该报的英文名称为The Social，大概译成俄语时写成了Социалист。而所谓无政府主义派发行的《劳动世界》周刊，是《劳动者》（1920年10月3日创刊）周刊之误。还有，报告称陈独秀到广州的时间是1921年1月，正确时间应该是1920年12月末。[87]
1703265260
1703265261
让我们再来看看报告中的人物。所谓1920年未来广州的“В”，肯定就是魏金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这一年的年底访问了广州，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月12日。而和“В”即魏金斯基一同来广州的佩斯林，正确名字是佩尔林（L.A.Perlin）。[88]我们不太清楚佩尔林的生平及其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从报告观之，他好像在魏金斯基、米诺尔前后来广州，一边从事罗斯塔通讯社或达尔塔通讯社的工作，一边通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荐接触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从黄凌霜投给《劳动者》的文章[89]看，他这个时期肯定恰好在广州。顺言之，当时在广州从事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在回忆录中说，1920年10月，“Perkin（波金）”等俄国人随黄凌霜等来到广州。[90]且不论时期是否准确，这与报告中所述佩尔林来广州是一致的。最后，所谓在广州活动的米诺尔，就是在魏金斯基一行来华的几乎同时被从哈尔滨派往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的别名，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介绍过的。斯托扬诺维奇是受魏金斯基指示，1920年8月从天津来广州设立“革命局”的[91]，他在9月底从广州发出了有关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报告[92]，9月以后肯定在广州。和夫人一同到达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不但从事罗斯塔通讯社的工作，还以“米诺”的名字开办了俄语学校[93]，以物色“革命局”需要的人才。很早就在广州开展活动的斯托扬诺维奇，其身份是罗斯塔通讯社的派驻记者，甚至有人说，他虽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实际上是苏俄在广州的“国家代表”。[94]
1703265262
1703265263
综合这些俄国人的经历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看，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即，1920年以后，受魏金斯基指示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部分因为引荐者黄凌霜的影响，首先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进行了接触，成立了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组织，并开始发行《劳动者》杂志。而这时正在发行《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即后来的中共成员，因为主义不同没有参加。后来，1920年底，陈独秀在魏金斯基前后来广州，他们即展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同时着手组织新的党组织；不久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也就是说，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阶段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合作，而在广州，则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当初成立了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关于这一点，谭平山1922年在讲演中谈到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曾有所涉及。他说：
1703265264
1703265265
青年团前年［1920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8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95]
1703265266
1703265267
1703265268
1703265269
谭平山在这里谈到，1920年下半年成立的组织，在1921年初解散了。当然，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不过，共产党和青年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96]，所以，他说的也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情况。
1703265270
1703265271
负有成立“革命局”的使命来到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开始时的工作对象何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这除了他们不了解当地社会情况这一不言而喻的原因外，还应该考虑到，与北京的情形相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严格区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广州原本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这一特殊要素也不可忽视。无政府主义者和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成立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者陈公博眼中，“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事实上不久后就解散了。不过，这个“共产党”到底有其“执行委员会”，还发行了杂志，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其加以探讨。
1703265272
1703265273
有关这个无政府主义派的“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除其《劳动者》杂志外，原始资料并不多；不过，他们散发的传单，以及属于他们这一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和会议记录倒是有所保存，从中可以窥见其倾向。广州的日报《广州晨报》曾报道，1920年12月23日，广州市内有人散发了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印刷的传单。[97]传单颂扬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最纯全、最圆满、最正大”，称遵循这个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该传单旗帜鲜明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虽然也提到了马克思等“集产主义派”，但只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劳动者》杂志的每一篇评论中，都能看到这类无政府主义倾向。陈公博报告中所谓“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之语，无疑就是指这种倾向。而这些活动都是明确地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进行的。
1703265274
1703265275
同一时期的《广州晨报》上，还刊登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団的简章。[98]这份简章规定了团的章程，称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实行社会改造”，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通讯地址为“广州晨报社晨光编辑部石龙”。所谓“石龙”，就是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赵石龙。从上述“共产党广州部”的号召传单能够在《广州晨报》上全文刊登来谁测，该报社很有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大本营。《广州晨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有人认为该报也标榜无政府主义。[99]被认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的人物的回忆录，都没有涉及他们和赵石龙的关系。但是，1921年二三月，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发生所谓“无政府主义论战”，赵石龙的《广州晨报》也随之展开了对陈独秀的批判（见后文），由此判断，赵石龙肯定也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一员。
1703265276
1703265277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于1921年1月再次刊登在《广东群报》上[100]；内容和《广州晨报》所载几乎相同，只是其前言称，广州的团成立于“两月以前”，按此推算即成立于前一年的11月。上述谭平山的讲演说成立时间是在8月，似乎应取时期近者即《广东群报》的11月说。果真如此，上述“共产党广州部”即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也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成立的。
1703265278
1703265279
舒米亚茨基发表在伊尔库茨克的俄语刊物上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101]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占大多数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的部分情景。据该文称，在1920年12月5日召开的广东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报告了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比如，佛山、广州的工人组织工作比较顺利；《劳动者》杂志已出第六期，从第七期开始将把印数増加到四千份；设立了图书室，以便向团员提供参考书等。虽然无法断定舒米亚茨基文中提到的活动家如“关关（音译，Гуань—гуань）”、“张德（音译，Чжандэ）”等到底是谁，不过，《劳动者》杂志第6期确实是在开会的那天即12月5日发行的，据此可以断定，舒米亚茨基的文章无疑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某种形式的记录写成的。上述谭平山的讲演称青年团没有开展什么值得一提的活动，可舒米亚茨基的文章告诉我们，一直摸索如何与工人进行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就把活动的舞台转移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作。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在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的推动下成立的广州的“共产党”，在1920年11月至12月间，开展了以宣传为主的一系列工作。
[
上一页 ]
[ :1.703265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