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5280
1703265281
如陈公博《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所述，1920年底陈独秀等来到广州，使广州的“共产党”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统天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国民党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州，并请其就任广东教育界改革的关键机关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102]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的政策可能抱有一定的期待。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到广州赴任之前，曾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可以在广东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还可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103]
1703265282
1703265283
陈独秀到广州后，立即积极地进行讲演活动，1921年1月16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所作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尤其有名。在这次讲演中，陈独秀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彻底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流的“国家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表达了最大程度的赞赏。两天后，讲演概要在《广东群报》一经刊出[104]，立即遭到了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上述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区声白的激烈反驳。1921年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1703265284
1703265285
陈独秀早在《谈政治》（1920年9月）一文中，就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根本上反对政治”的。对此，朱谦之、黄凌霜、郑贤宗（太朴）等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苏俄的工农专政进行了反驳（皆登载于《新青年》）。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这种潜在对抗，终于因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讲演而表面化，从1月到4月，区声白和陈独秀共发表了六篇文章进行了公开辩论。[105]在这场争论中，虽然陈独秀极力避免非理智的批判，承认区声白不是“卑鄙的”“中国式无政府主义”，但结果却只能使两者间根本原理的区别更加明显。这种区别在于，是承认集权性的组织和领导对于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作用，还是以讴歌“自由组织”、“自由联络”的无政府主义为最根本的真理。
1703265286
1703265287
在这里，我们无暇详细探讨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总计超过两万五千字的争论。[106]不过，就其与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关系而言，上述《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所谓“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指的就是这场与“无政府主义论战”。这场论战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在论战过程中脱离了党。
1703265288
1703265289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广州共产主义组织——即陈公博所谓“真正的共产党”成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陈公博的报告并没有提及详细时期。不过，从间接资料推测，大概是在1921年2—3月。同年3月初，无政府主义者和陈独秀派在《广州晨报》和《广东群报》上互相毁谤，是一个标识。如前所述，《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人士的堡垒之一，该报于3月2日突然开始对陈独秀派进行人身攻击，呼喊：陈等意在将广州的公立学校攫为私有，甚至想篡夺《广州晨报》。被点名批判的陈独秀、陈公博、沈玄庐、袁振英等则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在《广东群报》上刊登文章予以回敬，包括揭露《广州晨报》的赵石龙等的个人生活。[107]这次攻讦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论战”锣鼓正酣之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理论对抗，达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
1703265290
1703265291
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的复刊，体现了双方已经彻底决裂。1916年停刊的《民声》杂志，经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人筹划，于1921年3月15日在广州复刊。[108]复刊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已占到复刊的后评[109]等，都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决裂、亦即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是《民声》杂志复刊的契机。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在俄国人的资金支持下发行的《劳动者》杂志于同年1月停刊，因而与陈独秀等人最终分裂，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同年3月回归于刘师复时期的《民声》的老路。这一点也可证明陈独秀的“真正的共产党”是1921年的二三月成立的。
1703265292
1703265293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有的回忆录称，陈独秀直到最后都希望避免分裂、保持统一战线。[110]但是，当时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从广州得到的信中却说，对主张双方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服从自己一派的“集权主义”[111]，而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言论也表明，他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品行上“懒惰、放纵、虚无、放任”[112]，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走向决裂。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分裂后成立的广州的“真正的共产党”的成员，陈公博的报告称，“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其余六人，可能是报告中提到的广东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在陈独秀前后来广州的袁振英、沈玄庐、李季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人。
1703265294
1703265295
重组后的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排除了有工人运动经验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而在工人运动方面没能开展什么值得注目的工作，但在宣传和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1921年后，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广东群报》上，从上海的《共产党》月刊转载的文章，以及介绍苏俄的文章都显著增多，这表明共产党在南方已经开始确立有效的宣传阵地。其领导人陈独秀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21年9月，这期间，他一方面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同时又遭到反对他在广州推行的教育改革的守旧派的诽谤（“废德仇孝”、“禽兽学说”）。
1703265296
1703265297
3.武汉、长沙、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1703265298
1703265299
武汉、长沙和济南都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因此，这几个城市此前肯定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他们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等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其规模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小，保存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少。再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因此，有的学者由此认为，比如长沙在中共“一大”前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并无“共产主义小组”即党的组织。[113]的确，如果以后来的党团关系为标准来严密界定其组织，这种看法也许能够成立。但是，考虑到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的仅三四名成员）里，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追究长沙的组织是党还是团，没有什么意义。换言之，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
1703265300
1703265301
【武汉】
1703265302
1703265303
武汉的共产主义组织，是1920年秋在来自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关于何人参与其事，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曾商之于旧友董必武；也有人说，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党，回到武汉后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些说法都是以后来的回忆录为根据的[114]，现在已经无从确认。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还有的回忆录谈到，1920年秋，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人曾作为苏俄使者在武汉短期逗留[115]；但是，这也同样没有文字史料可资佐证，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1703265304
1703265305
不过，当时的俄语资料证实，1920年11月，武汉（武昌）确实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上述舒米亚茨基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中就收录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和其后的几次会议的议事记录。据舒米亚茨基介绍的会议记录载，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是在11月7日。在有18人参加的这次会议上，Лючуй（刘伯垂）和Дун（董必武）首先做了发言，然后，Бо（包惠僧）宣读了青年团章程。章程如下：
1703265306
1703265307
一、名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Уханьский Кружок Co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1703265308
1703265309
二、团的目的：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1703265310
1703265311
1703265312
1703265313
三、团的会议预定每周举行一次。
1703265314
1703265315
1703265316
1703265317
四、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团。
1703265318
1703265319
1703265320
1703265321
五、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驻地暂设于武昌。
1703265322
1703265323
1703265324
1703265325
据这份会议记录称，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刘伯垂、张国恩、董必武、包惠僧、郑凯卿等，为了“学习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消灭资本家，并排除阻碍我们扩大势力的各种障碍”而发起成立的。刘伯垂说：“简单地讲，我们结社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几个在会上发言的人，却都没有阐明社会主义为何物。比如，董必武在发言呼吁必须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正确性，就如同牛顿和哥伦布发现真理那样。他说：
1703265326
1703265327
自大战结束以来，科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崭新理念的潮流正向我们涌来。当今之际，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呢？不用说，我们应当加入给世界带来新文明的运动中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1703265328
1703265329
而包惠僧则说，为了破除顽固墨守“忠孝”的湖北教育界，“必须倾全力学习社会主义”。董必武和包惠僧晚年曾回忆道，当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116]透过会议记录，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当时的那种思想状况，即，但凡旨在破除旧社会、实行社会改造的，都称其为“社会主义”，并相信那就是科学真理。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无疑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的科学根据。
[
上一页 ]
[ :1.703265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