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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宣传家的小集团，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正在把进步的中国无产者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共产主义组织之内。至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有了七个地方（县级）组织，并在更多的产业地区成立了支部。共产主义者们的活动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近，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作的任务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都将通过宣传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成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以及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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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文中所示，舒米亚茨基在文中不仅提到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会议，而且介绍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部分内容。而文中引用的“我们的任务乃是……”一段，则正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中的字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相关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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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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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是相同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160]舒米亚茨基文中引用的字句和《宣言》一致，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曾被部分学者怀疑为是后人伪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肯定是当时的文件，而且，在舒米亚茨基写这篇文章（大概是1921年4月或5月[161]）以前，肯定已经被递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只有这样，张国焘也才有可能在这一年的12月在伊尔库茨克将它重新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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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论是，根据舒米亚茨基所说，这份《宣言》是在“中国的中央”——大概是在上海——召开的“共产主义各组织的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并且至少是经过某种形式的会议通过的正式文件。张国焘说，《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的”，舒米亚茨基也证实了这一点。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学生运动家，还与李大钊共同以北京方面代表人物的身份参与了1920年以后的创建中共的活动；既然他明确地说“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应该是可信的。而如果真如张国焘所说，《宣言》是1920年11月决定的，是“收纳党员之标准”，那么，即使未曾对外发表，《宣言》仍然不仅是创建时期中共的最早的正式文件，而且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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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发生在1920年11月，还有其他根据。这就是《共产党》月刊的创刊（1920年11月7日）。无论从刊物的名称看，还是从其创刊的日期（俄国革命纪念日）看，该刊物的创刊都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宣告了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发起组面向党内发行的月刊，如第一章第四节所述，其形式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The Commu-nist）。致力于成立共产党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为期，创办了以《共产党》为名称的刊物，这是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明确表示。《共产党》创刊号的文章《世界消息》则明确地使用了“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字句，这是中共在刊物中第一次自称“共产党”。这样看来，在正式成立“共产党”之时，为了阐明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而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也是非常自然的事了。事实上，《共产党》创刊号巻首的《短言》（无署名）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这说明二者是在极其相近的时期内写成的。据此可以推断，《宣言》也是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制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推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时在上海的魏金斯基也可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宣言》的制定。[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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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反复谈到的那样，1920年中期以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小组开始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这期间，他们有时自称“社会共产党”，有时也自称“共产党”。当然，这些称呼并没有经过具体会议正式决定，而作为一个组织，其轮廓也还不清晰。如果说有什么标志结束了这个模糊的时期，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时间上给予了明确的界定的话，这个标志就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这一点，不仅对于制定《宣言》、创办《共产党》月刊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如此，对于收到《宣言》和刊物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来说也是如此，远东书记处在其机关刊物上出版的文章中，也明确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鉴于这些情况，我主张中共成立的日期是1920年11月。[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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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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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共最早的内部正式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宣言》，那么，中共代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交的、注明日期为1921年6月10日的书面报告，就是中共面向党外的最早的正式报告。该报告最早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的报告）》为题，刊登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远东人民》第三期（1921年8月）上。[164]1928年，舒米亚茨基在为悼念张太雷而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再也无人提及。1971年，当时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Persits），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当时）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发现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题为《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的俄语打印稿，并与《远东人民》刊登的报告比较研究后发表[165]，这才为世人所知。再到后来，中国的中央档案馆也发现了内容相同的俄语打印稿，并被翻译成汉语。[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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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张太雷的报告中，介绍中国社会概况较多，而具体的记述则较少（比如，党员人数就没有提及）。但是，该报告涉及中共创建过程的几个重要情况，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其中谈到1921年3月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相关部分引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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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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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地阅读这份报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为了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去，共产党在1921年3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会上制定了党的宣言和临时纲领。据此理解，实质上的党的代表大会，在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同年7月初在上海召开前，早就召开过了。发现张太雷报告的佩尔西茨在比较报告中的“三月会议”和中共“一大”的会议内容后也断言，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168]佩尔西茨认为中共“一大”前曾经召开过类似预备会议的“三月会议”的见解，在中国的中共党史学界引起了争议，再加上张太雷报告的汉译本的出版，于是出现了不少研究“三月会议”的论文。[169]但是，这些论文几乎都仅凭张太雷报告这个惟一资料来探讨是否曾经召开过所谓“三月会议”，并以此比照验证其他资料，而在探讨张太雷报告本身的资料价值方面，却留下了缺憾。在此，我们首先来探讨有关“三月会议”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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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提及“三月会议”的文字资料，张太雷报告并非惟一的一件，1921年与张太雷同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也曾在他写的文章中谈到过“三月会议”。这就是1921年写成的题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和1929—1930年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中文手稿。这两份资料也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170]其中，《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都与张太雷报告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即上文简要引用的部分几乎相同。乍看起来，瞿秋白的文章证实了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的记述（至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张太雷报告实际上是与瞿秋白共同执笔而成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第一页上却分明有眉注：“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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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瞿秋白之所以在其文章中涉及“三月会议”，仅仅是由于他所参照的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事实上，瞿秋白1920年底就已经离开了中国[172]，1921年3月即使召开了这次会议，他也不可能知道。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写道：“1921年3月（据秋白的报告）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通过第一决议”[173]，似乎“三月会议”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其蓝本则是他自己数年前写的文章（亦即张太雷报告的摘要），这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根本未曾出席过“三月会议”的瞿秋白，在张太雷报告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揣测而已。因此，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成了所谓“三月会议”的惟一根据；换言之，判断旨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即“三月会议”是否真有其事，全在于张太雷报告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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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报告，除“三月会议”外，还这样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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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921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1.北京组织……2.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3.汉口组织……4.上海组织……5.广东组织……6.香港组织……7.南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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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地方组织的数字，即1921年5月有七个地方组织。实际上，这个数字与上一小节引用的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记述一致。也就是说，就这一点可资证实伊尔库茨克得到的有关中共党组织的情报是张太雷带来的。果真如此，由于舒米亚茨基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节，那么，将《宣言》带到伊尔库茨克的，也有可能是张太雷。总之，在当时的文件中，只有张太雷报告记述了具体时期的、包括具体地名在内的党组织情况，因而这份报告不仅对于了解党的活动情况，而且对于了解这些情报是如何传到共产国际的，也是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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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使者”张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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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迷，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对于探讨中共的创建过程，以及所谓的“三月会议”，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学术界对此并无异议。张太雷被认为是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最早的中共党员，又由于他在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从而在中共党史上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到底是以何种资格、如何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的，却几乎完全不得而知。这样，如果说他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当然包括他对“三月会议”的记述，都是为了让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正在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也未尝不可。要探讨张太雷是如何去俄国，必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此点既然牵涉到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份中共早期少数文件中尤其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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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张太雷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他赴俄国的时间。张太雷在1921年下半年以后（即自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回国后）显然是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的；但是，他1921年赴俄以前的活动却几乎是个谜。有关他在天津（就读于北洋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资料，都是在他去世后写成的回忆录，其中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成的[174]；而关于他与天津的学生运动的核心、后来融入中共的周恩来等人的团体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他何时入党、赴俄是受谁所派、赴俄时的具体身份如何等等，这一切都不清楚。[175]当然，中共的创建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留下记录并非不可思议；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有关创建中共的原始资料都在中国被发掘了出来，而惟独张太雷与早期中共的关系，除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外，却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面对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说，张太雷是没有任何预兆而突然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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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张太雷的文章中，有关他赴俄后的活动惟一较详尽的，是舒米亚茨基于1928年写的长篇悼念文章，题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176]张太雷的传记自不待言，连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驻的最早使者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基于舒米亚茨基的这篇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受到如此的重视，自然有其理由。理由之一是，这篇文章是关于张太雷赴俄的惟一资料；作者舒米亚茨基是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与赴俄后的张太雷有过直接接触；而且他在文中还多处引用了原文，则是另一个理由。也就是说，这篇回忆录之被尊重，不单纯因为它是回忆录，还因为它具有几乎和原始材料相同的可信性。[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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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终究是回忆录。如果把他引用的所谓原文，与真正的原文做一比较，立刻就会发现他引用时的杜撰和窜改。让我们一一进行说明。首先，舒米亚茨基引用的所谓原文，其实是本节第一小节介绍过的《中国的罢工运动（摘要介绍中国工人的刊物）》、《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等。如前所述，前者主要介绍了上海发行的《劳动界》杂志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出自张太雷之手，可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些文章时，一概将其当做张太雷来俄国前发表的文章。[178]例如，舒米亚茨基说《劳动界》9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是出自张太雷之手，而实际上却是陈独秀所作。[179]而后者，本来是舒米亚茨基对自己收集的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加以编辑而成；但在回忆录中，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部分会议记录也被说成是张太雷曾经参与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很明显，这些都是故意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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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即，舒米亚茨基在1928年执笔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时，重新阅读了他数年前在伊尔库茨克编辑的那些刊物，意在从中寻找有关张太雷的材料，结果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就把多少带有革命性内容的事迹都归在了张太雷的名下；而既然是写悼念文章，就不得不把张太雷描写成一个早期就参加了革命的人物。鉴于舒米亚茨基所作的回忆录有恣意窜改之处，根据该回忆录来探究张太雷赴俄的经过及其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纵然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危险的。而有的学者依据该回忆录推测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是在1921年3月末或4月初[180]，这个见解当然也必须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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