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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地阅读这份报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为了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去，共产党在1921年3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会上制定了党的宣言和临时纲领。据此理解，实质上的党的代表大会，在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同年7月初在上海召开前，早就召开过了。发现张太雷报告的佩尔西茨在比较报告中的“三月会议”和中共“一大”的会议内容后也断言，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168]佩尔西茨认为中共“一大”前曾经召开过类似预备会议的“三月会议”的见解，在中国的中共党史学界引起了争议，再加上张太雷报告的汉译本的出版，于是出现了不少研究“三月会议”的论文。[169]但是，这些论文几乎都仅凭张太雷报告这个惟一资料来探讨是否曾经召开过所谓“三月会议”，并以此比照验证其他资料，而在探讨张太雷报告本身的资料价值方面，却留下了缺憾。在此，我们首先来探讨有关“三月会议”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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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提及“三月会议”的文字资料，张太雷报告并非惟一的一件，1921年与张太雷同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也曾在他写的文章中谈到过“三月会议”。这就是1921年写成的题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和1929—1930年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中文手稿。这两份资料也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170]其中，《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都与张太雷报告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即上文简要引用的部分几乎相同。乍看起来，瞿秋白的文章证实了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的记述（至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张太雷报告实际上是与瞿秋白共同执笔而成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俄语打印稿第一页上却分明有眉注：“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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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瞿秋白之所以在其文章中涉及“三月会议”，仅仅是由于他所参照的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事实上，瞿秋白1920年底就已经离开了中国[172]，1921年3月即使召开了这次会议，他也不可能知道。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写道：“1921年3月（据秋白的报告）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通过第一决议”[173]，似乎“三月会议”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其蓝本则是他自己数年前写的文章（亦即张太雷报告的摘要），这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根本未曾出席过“三月会议”的瞿秋白，在张太雷报告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揣测而已。因此，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成了所谓“三月会议”的惟一根据；换言之，判断旨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即“三月会议”是否真有其事，全在于张太雷报告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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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报告，除“三月会议”外，还这样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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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921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1.北京组织……2.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3.汉口组织……4.上海组织……5.广东组织……6.香港组织……7.南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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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地方组织的数字，即1921年5月有七个地方组织。实际上，这个数字与上一小节引用的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记述一致。也就是说，就这一点可资证实伊尔库茨克得到的有关中共党组织的情报是张太雷带来的。果真如此，由于舒米亚茨基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节，那么，将《宣言》带到伊尔库茨克的，也有可能是张太雷。总之，在当时的文件中，只有张太雷报告记述了具体时期的、包括具体地名在内的党组织情况，因而这份报告不仅对于了解党的活动情况，而且对于了解这些情报是如何传到共产国际的，也是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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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使者”张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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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迷，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对于探讨中共的创建过程，以及所谓的“三月会议”，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学术界对此并无异议。张太雷被认为是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最早的中共党员，又由于他在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从而在中共党史上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到底是以何种资格、如何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的，却几乎完全不得而知。这样，如果说他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当然包括他对“三月会议”的记述，都是为了让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正在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也未尝不可。要探讨张太雷是如何去俄国，必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此点既然牵涉到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份中共早期少数文件中尤其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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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张太雷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他赴俄国的时间。张太雷在1921年下半年以后（即自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回国后）显然是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的；但是，他1921年赴俄以前的活动却几乎是个谜。有关他在天津（就读于北洋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资料，都是在他去世后写成的回忆录，其中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成的[174]；而关于他与天津的学生运动的核心、后来融入中共的周恩来等人的团体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他何时入党、赴俄是受谁所派、赴俄时的具体身份如何等等，这一切都不清楚。[175]当然，中共的创建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留下记录并非不可思议；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有关创建中共的原始资料都在中国被发掘了出来，而惟独张太雷与早期中共的关系，除了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外，却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面对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说，张太雷是没有任何预兆而突然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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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张太雷的文章中，有关他赴俄后的活动惟一较详尽的，是舒米亚茨基于1928年写的长篇悼念文章，题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176]张太雷的传记自不待言，连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驻的最早使者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基于舒米亚茨基的这篇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受到如此的重视，自然有其理由。理由之一是，这篇文章是关于张太雷赴俄的惟一资料；作者舒米亚茨基是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与赴俄后的张太雷有过直接接触；而且他在文中还多处引用了原文，则是另一个理由。也就是说，这篇回忆录之被尊重，不单纯因为它是回忆录，还因为它具有几乎和原始材料相同的可信性。[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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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终究是回忆录。如果把他引用的所谓原文，与真正的原文做一比较，立刻就会发现他引用时的杜撰和窜改。让我们一一进行说明。首先，舒米亚茨基引用的所谓原文，其实是本节第一小节介绍过的《中国的罢工运动（摘要介绍中国工人的刊物）》、《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等。如前所述，前者主要介绍了上海发行的《劳动界》杂志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出自张太雷之手，可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些文章时，一概将其当做张太雷来俄国前发表的文章。[178]例如，舒米亚茨基说《劳动界》9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是出自张太雷之手，而实际上却是陈独秀所作。[179]而后者，本来是舒米亚茨基对自己收集的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加以编辑而成；但在回忆录中，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部分会议记录也被说成是张太雷曾经参与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很明显，这些都是故意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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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即，舒米亚茨基在1928年执笔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时，重新阅读了他数年前在伊尔库茨克编辑的那些刊物，意在从中寻找有关张太雷的材料，结果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就把多少带有革命性内容的事迹都归在了张太雷的名下；而既然是写悼念文章，就不得不把张太雷描写成一个早期就参加了革命的人物。鉴于舒米亚茨基所作的回忆录有恣意窜改之处，根据该回忆录来探究张太雷赴俄的经过及其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纵然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危险的。而有的学者依据该回忆录推测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是在1921年3月末或4月初[180]，这个见解当然也必须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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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太雷到底是在何时、以什么身份来到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的呢？现在，能够用来确认张太雷进入俄国的比较可靠的文件资料，是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22日的会议记录，其中记载了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书记。[181]但是，张太雷的任期却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也就是说，他此时是中共的正式代表到任前的临时代表；反过来说，他来俄国时，并不一定是中共正式承认的代表。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肯定已经到达了伊尔库茨克。而其到达的日期，恐怕是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做如此谁断的根据是，舒米亚茨基在1921年2月写的上述《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一文中，收录了据推测是张太雷带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其中包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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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1921年1月至2月间，张太雷携帯着包括中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记录在内的情报来到了伊尔库茨克，将其交给了远东书记处，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于是，尽管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却在3月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临时书记。根据当时天津至伊尔库茨克的交通条件倒过来推算，他离开天津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12月或1921年1月。[182]当时，中国警方在中国东北防范极严，不断有赴俄国的人被逮捕、下狱；而在西伯利亚等待他的，又是食品和燃料的极端匮乏，寒冬进入俄国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想必张太雷一路上遭受了不少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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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太雷是以什么身份、亦即受什么组织的派遣赴俄国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如前所述，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也未必信实。但是，张太雷无疑是携带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进入俄国的，这给人以受命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印象。实际上，张太雷作为中国代表，不仅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确实也出席了同一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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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太雷赴俄前的行踪，据说曾与他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谌小岑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张太雷在天津的活动；该回忆录应该是详细记述张太雷在天津时期活动的惟一资料。据该回忆录称，张太雷从在北洋大学求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因擅长英语而为天津的英文报纸North Chirna Star（《华北明星报》）和俄国人柏烈伟做过口译和笔译，从而得以与北京的李大钊以及柏烈伟建立联系。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了，张成为该青年团实际上的负责人。[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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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太雷携带至伊尔库茨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中，也确实包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会议记录。细心地阅读这些章程和会议记录，我们会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首先，章程的内容和成立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系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185]（刊登于《广州晨报》）完全相同，和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也非常类似。1920年秋冬在中国各地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尽管名称一样，但是，从无政府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平分天下的北京和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呈鱼目混杂的状态。不过，由上述事实可知，各地的青年团至少在表面上是遵照统一的章程同时开展活动的。毛泽东在1920年11月得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想必也与此无异。暂且不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也如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样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二者的章程相同，这至少表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各地的青年团是根蒂相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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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载，在有14人出席的第六次会议（1921年12月9日）上，由于书记“张（Чжан）”到北京出差，“吴（У）”代替“张”就任书记；然后，“谌（Шэнь）”就发行面向工人的日报《来报》（Лай—бао）——名称取崭新的未来将要到来之意的“来”字，亦谐指英语“Labor［劳动］”——事做了说明，并决定次年1月2日正式创刊。[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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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见人名“张”、“吴”、“谌”，依据谌小岑回忆录推断，当分别指张太雷、吴南如和谌小岑（吴、谌后来没有参加共产党）。所谓《Лай-бао》，即《来报》，据说是张太雷等天津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在1921年初短时期发行的报纸，谌小岑在回忆录中也将其作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之一。[187]但是，《来报》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当时的其他报刊和警方资料也都没有提及，难以确认是否真正发行过；即使确曾发行，恐怕其流通范围也极小。总之，如果这份会议记录可靠，我们就有根据断定，张太雷确实曾于1920年底组织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张”即张太雷到北京出差是为了联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如前所述，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奉行的章程又是基本统一的，那么，也可以推测，张太雷等人的活动步调与北京小组肯定是一致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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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事实观之，1921年初赴俄的张太雷，纵然不是共产党派出的正式代表，也很可能是受命于几乎等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回忆录也说：“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189]不过，我们不可就此断定他赴俄时的身份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理由有二。第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邀请函是1921年3月中旬才传递到中国的[190]，这时候张太雷已经在伊尔库茨克；第二，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即北京的何孟雄、上海的俞秀松二人，于同年4月试图赴俄（如前所述，何孟雄在路上被逮捕，没能进入俄国）；俞秀松在赴俄途中写回的信中明确地说到，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两个人（俞、何二人）[191]，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其他中国代表（至少，在俞秀松看来，张太雷不算代表）。至于在天津似乎与张太雷有过接触的柏烈伟，确实曾接受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但同时也在帮助脱离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赴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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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莫斯科档案馆藏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料中，保存有各国代表递交给大会的、由本国组织签发的委任状，张太雷的委任状并非中国的有关组织签发，而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就这样，张太雷赴俄时的身份越来越无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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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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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张太雷赴俄的种种谜团，重读他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其内容不是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关于共产党的），几个疑点自然浮现出来。首先是关于1921年5月时存在的七个地方组织。张太雷列举的七个地方是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但其中的天津、香港和南京这三个城市事实上不存在党组织；即使说报告是反映了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他此时报告1921年5月的情况，也显然不自然。因为，如前所述，他离开中国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同年1月；而在5月，他应该已经在伊尔库茨克，5月4日，他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列席了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致了贺词。[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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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中共三月会议”，也存在类似的疑点。张太雷在报告中写道，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中共于1921年3月在中国国内召开了会议；而他这个时期并不在中国国内，不可能直接了解这次会议。前文已经考察过，所谓“中共三月会议”，其惟一根据就是张太雷的这份报告；既然张太雷不可能直接了解这次会议，那么，也就不能断定“三月会议”是先于中共“一大”而召开的建党会议，甚至连张太雷报告的执笔经过及其是否信实，也必须加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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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张太雷报告完全是捏造的。因为，报告所记述的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情况，若非当事者，不可能知道得如此详细。例如，“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一段有关中共建党过程的叙述表明，报告的执笔者在赴俄前虽然不十分清楚建党过程，但是至少曾经通过某种渠道听说过。那么，张太雷不可能直接了解的“三月会议”以及党在1921年5月时的地方组织状况，却被他写进了报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能性而言，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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