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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报告执笔者为了给人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的印象，作为权宜之计，捏造了事实上从未召开和并不存在的会议和地方组织。如前一章第三节所述，在1920年至1921年的中国，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组织和人物并不少见，后来发展成中共的共产主义组织，当时还并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的共产党。鉴于这种背景，不能彻底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及“三月会议”和详细记述地方组织，是为了提高他自己所属的共产党组织的地位，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主义组织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取胜。据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召开前后，除张太雷代表的共产党外，还有四个“共产党”的代表也来到了莫斯科，其中包括不承认张太雷等人的代表资格的“少年共产党”，他们都主张自己的组织是正统，争夺得十分激烈。[194]而张太雷则反复要求共产国际不要理睬那些“共产党”。[195]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要“真正”成为“共产党”，就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或夸大其词，或煞有介事地加进一些数字和成就，并不稀奇。[196]所以，我们不能断定惟独张太雷报告是个例外。如果真是那样，再加上张太雷赴俄时的身份本来就不清楚，那么，他的报告就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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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可能的答案是，张太雷在1921年初进入俄国之后，又得到了最新情报。关于这一点，舒米亚茨基回忆道：“张太雷同志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197]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确有美化张太雷的倾向；但是，如果此处回忆属实，则张太雷在赴俄后又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最新情报的推论就能够成立。不过，当时中俄间的通信情况，使我们对此即刻间难以置信；更何况，如回忆属实，反过来则不期然地意味着中共当初未曾给予张太雷任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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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只有做这样的考虑，即张太雷报告是在另外的中共有关人的帮助下写成的。说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此前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张太雷，可实际上，中国代表还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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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的组成，需要多费些笔墨。因为，大会的会议速记中对这一正式文件的记载，有的地方前后有出入。在德语记录的开头，中国代表是“共产主义团［Kommunistische Gruppen］”和“左派社会主义党［Linke Sozia listische Partei］”，而在记录的末尾，则被改为“共产党［К.P.］一人、青年团［Jugend］一人”。[198]在这两名代表中，“共产党一人”无疑是指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的张太雷（Chang Tai-lai），但是，另一名代表则不知道是谁。所以，要推断是谁对张太雷报告提供了帮助，必须首先探明另一位中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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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谓“左派社会主义党”，即指时在莫斯科的江亢虎的“社会党”。江亢虎说，他曾作为“社会党员”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并得到了发言权；而他的代表证也被保存至今。因此，毫无疑问，他的确出席了这次大会。[199]可是，“左派社会主义党”的名称在大会速记录的末尾不见了，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不是编辑时的失误，就可能是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围绕正统地位展开争夺的反映。果然，大会期间，江亢虎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这样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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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Kabasky）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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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了江亢虎代表证的卡巴斯基，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茨基（M.Kobetsky）。关于这次收缴代表证事件，江充虎在另外的地方进一步地这样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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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社会党代表名义出席第三国际会，已就绪矣。闻某团代表张某［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系由东方管理部［远东书记处］部长舒氏［舒米亚茨基］所介绍而来者，因往访之。……不意相晤之下，张闪烁其词，不自承为代表。余方异之，及出席时，见张与舒氏在座，因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转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至终事后细访其故，始知张某等竟设为种种证据，致书于国际会，以中政府侦探目余。[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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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亢虎接触共产国际，张太雷等人十分敏感，并试图加以阻挠，这从张太雷大会期间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这封信中，张太雷称江亢虎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十足的政客”，并强烈抗议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202]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前后，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并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而相互明争暗斗；而在这里，我们则可以看出，对张太雷等人来说，江亢虎的社会党也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张太雷等人的抗议似乎起到了作用，江亢虎的与会资格不再是正式代表，他的名字也从中国代表的最终名单上被删掉了。[203]也就是说，江亢虎开始时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但由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抗议，大会期间被取消了正式中国代表的资格。大会速记的末尾见不到开头曾经出现的“左派社会主义党”的名称，正是这一过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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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排除了江亢虎之后的两名代表中，张太雷之外的另一名“青年团”代表到底是谁呢？实际上，学术界早就知道，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除张太雷外，还有其他人；而这另一名代表，学者们一直认为是“YangHo-te”。[204]这种见解，追溯其根据，仍然源自舒米亚茨基1928年写的回忆录（悼念张太雷的文章）。在该文中，舒米亚茨基说，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后，从中国又来了“杨厚德［音译，Ян-Хоу-Де］”（有的地方也称“杨好德［音译，Ян-Хау-Де］”），他们二人参加了共产国际大会。而在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厚徳”被称为“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不仅如此，报告原文甚至还有“杨好德”的签名。[205]很明显，这位“杨”就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另一位中国代表，也是协助张太雷起草报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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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位神秘的“杨”是杨明斋。[206]其主要根据是，杨明斋有一个别名叫“杨好德”。但是，遗憾的是，认为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之说不成立。因为，虽然杨明斋在这个时期似乎确实去了西伯利亚，但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他留在了伊尔库茨克。[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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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由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近年被解密而最终得到了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证证明，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Чиа нТаи Лей）和俞秀松（СюСун），另有陈为人（Чен Вун Инь）和瞿秋白（Цюй Цубе）也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大会。[208]如果那个“杨”是另一位中国代表，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杨”只能是俞秀松。如前所述，俞秀松是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离开中国、前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与共产国际大会的会议速记录称有一名“青年团”代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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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的起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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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俞秀松自1920年3月底到上海之后，一直与陈独秀等人从事的创建中共的活动关系密切。后来，他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于1921年3月29日从上海出发，取道北京、哈尔滨，经陆路只身进入了俄国。[209]从时间上看，他比张太雷晚到三四个月。虽然难以确定他达到伊尔库茨克的具体时间，但是，他于6月4日在莫斯科领到了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证明书（14日与张太雷、陈为人一起住进了大会代表宿舍）[210]；所以，他进入俄国后与张太雷会合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张太雷报告是他们到达莫斯科后不久的6月10日写成的。也就是说，俞秀松协助起草报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报告的“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一段，以及有关机器工会的内容，并非张太雷所知情，而是该时期在上海的俞秀松所提供的情报，这样看，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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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人赴俄的经过和时间，仍不甚明了。不过，比他们稍迟、于8月5日到达莫斯科的抱朴（秦涤清）说，陈为人“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211]赴俄以前，陈为人曾是1920年成立于上海的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这一点较为明确；同年11月至翌年1月间，他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界》杂志上接连不断地向工人发表呼吁文章，据此推断，他也可能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212]从他与张太雷、俞秀松一同抵达莫斯科这一点判断，可能他也是经西伯利亚进入俄国后，再与他们会合的。总之，他也有可能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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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他们之外，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的，还有远东书记处，该机构此前曾收集到一些不甚完整的中国情报。将张太雷报告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远东书记局的前身）1920年12月的报告加以比较，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即，张太雷报告所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情报处、出版处、组织处）及其活动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而该报告是根据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写成的。而且，张太雷报告提及的共产党的刊物，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也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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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含有张太雷不可能知道的内容。该报告署名是张太雷，故而常被称为“张太雷报告”；但是，更接近事实的看法应该是，报告所记述的有关中共的情况，与其说是张太雷本人早已了解的，倒不如说是他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在得到的新情报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结果。例如，就“中共三月会议”而言，由于俞秀松是1921年3月29日离开上海的，因而对这次会议，是可能有所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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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确实含有俞秀松、陈为人等提供的内容，该“报告”的疑点并非就此全部消解。因为，报告中叙述的5月1日这个时间的党的组织状况，俞秀松、陈为人等人也不可能知道；而且，报告中地方党组织的分布与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分布并不一致。因此，即使不能断定其为捏造，最起码也含有故意夸张的因素。说到“中共三月会议”，尽管另有许多资料可以证实，1921年初，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正在从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中被排除出去；但是，至于是否在同年“3月”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并制定了“宣言”和“临时性的纲领”，则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因而，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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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张太雷报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而非党的情况，并据此解释“三月会议”的召开和地方组织的分布。[213]由于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也参与了起草报告，所以，这种见解看上去能够成立。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提交给配合共产国际大会而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1921年7月9一23日）的报告[214]里，详细叙述了青年团的成立经过，却并不包含相当于“三月会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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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如下的看法也许更合理，即，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和地方组织分布等煞有介事的记述，是为了主张自己所属的党的活动更有成就，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党”争夺正统的竞争中胜出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能否断定其为捏造，还有待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无条件地全面相信张太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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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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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是经过前一小节考察的过程写成的，那么，张太雷在赴俄国以前就没有必要一定是中共党员，也没有必要一定是某个组织的正式代表。基于这种看法来推测中国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经过，大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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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张太雷。他在去俄国前，通过在天津接触柏烈伟等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对苏俄产生了共鸣，并通过这个渠道知道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存在，于是，就在天津征求好友成立了青年团。后来，他收集到了广州、武汉等地青年团的情报，去了俄国。大胆地讲，这个行动可能是他自己的决定，代表的是他自己成立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行动的目的，恐怕并非是要与共产国际组织取得联系，而是与当时去俄国的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是为了考察新俄，或者是留学。实际上，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往往被看做留俄中介机关。上海的青年团就聚集了许多希望赴俄留学的青年，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加入青年团，不过想得到留俄的介绍”。[215]在据信是张太雷赴俄前不久写给妻子的信中，有一句是“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216]；这并不一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特殊任务，也许是真实目的的吐露。这种情形，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俞秀松那里也看得到；他也说，他去俄国的目的，除了出席会议外，也是为了留学，以求取知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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