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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位神秘的“杨”是杨明斋。[206]其主要根据是，杨明斋有一个别名叫“杨好德”。但是，遗憾的是，认为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之说不成立。因为，虽然杨明斋在这个时期似乎确实去了西伯利亚，但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他留在了伊尔库茨克。[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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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由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近年被解密而最终得到了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证证明，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Чиа нТаи Лей）和俞秀松（СюСун），另有陈为人（Чен Вун Инь）和瞿秋白（Цюй Цубе）也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大会。[208]如果那个“杨”是另一位中国代表，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杨”只能是俞秀松。如前所述，俞秀松是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离开中国、前往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与共产国际大会的会议速记录称有一名“青年团”代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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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的起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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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俞秀松自1920年3月底到上海之后，一直与陈独秀等人从事的创建中共的活动关系密切。后来，他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于1921年3月29日从上海出发，取道北京、哈尔滨，经陆路只身进入了俄国。[209]从时间上看，他比张太雷晚到三四个月。虽然难以确定他达到伊尔库茨克的具体时间，但是，他于6月4日在莫斯科领到了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证明书（14日与张太雷、陈为人一起住进了大会代表宿舍）[210]；所以，他进入俄国后与张太雷会合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张太雷报告是他们到达莫斯科后不久的6月10日写成的。也就是说，俞秀松协助起草报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报告的“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一段，以及有关机器工会的内容，并非张太雷所知情，而是该时期在上海的俞秀松所提供的情报，这样看，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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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人赴俄的经过和时间，仍不甚明了。不过，比他们稍迟、于8月5日到达莫斯科的抱朴（秦涤清）说，陈为人“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211]赴俄以前，陈为人曾是1920年成立于上海的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这一点较为明确；同年11月至翌年1月间，他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界》杂志上接连不断地向工人发表呼吁文章，据此推断，他也可能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212]从他与张太雷、俞秀松一同抵达莫斯科这一点判断，可能他也是经西伯利亚进入俄国后，再与他们会合的。总之，他也有可能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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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他们之外，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的，还有远东书记处，该机构此前曾收集到一些不甚完整的中国情报。将张太雷报告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远东书记局的前身）1920年12月的报告加以比较，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即，张太雷报告所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情报处、出版处、组织处）及其活动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而该报告是根据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写成的。而且，张太雷报告提及的共产党的刊物，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也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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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含有张太雷不可能知道的内容。该报告署名是张太雷，故而常被称为“张太雷报告”；但是，更接近事实的看法应该是，报告所记述的有关中共的情况，与其说是张太雷本人早已了解的，倒不如说是他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在得到的新情报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结果。例如，就“中共三月会议”而言，由于俞秀松是1921年3月29日离开上海的，因而对这次会议，是可能有所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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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确实含有俞秀松、陈为人等提供的内容，该“报告”的疑点并非就此全部消解。因为，报告中叙述的5月1日这个时间的党的组织状况，俞秀松、陈为人等人也不可能知道；而且，报告中地方党组织的分布与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分布并不一致。因此，即使不能断定其为捏造，最起码也含有故意夸张的因素。说到“中共三月会议”，尽管另有许多资料可以证实，1921年初，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正在从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中被排除出去；但是，至于是否在同年“3月”召开了“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并制定了“宣言”和“临时性的纲领”，则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因而，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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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张太雷报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而非党的情况，并据此解释“三月会议”的召开和地方组织的分布。[213]由于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也参与了起草报告，所以，这种见解看上去能够成立。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提交给配合共产国际大会而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大会（1921年7月9一23日）的报告[214]里，详细叙述了青年团的成立经过，却并不包含相当于“三月会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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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如下的看法也许更合理，即，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和地方组织分布等煞有介事的记述，是为了主张自己所属的党的活动更有成就，从而在与其他诸多“共产党”争夺正统的竞争中胜出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能否断定其为捏造，还有待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无条件地全面相信张太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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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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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给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是经过前一小节考察的过程写成的，那么，张太雷在赴俄国以前就没有必要一定是中共党员，也没有必要一定是某个组织的正式代表。基于这种看法来推测中国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经过，大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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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张太雷。他在去俄国前，通过在天津接触柏烈伟等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对苏俄产生了共鸣，并通过这个渠道知道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存在，于是，就在天津征求好友成立了青年团。后来，他收集到了广州、武汉等地青年团的情报，去了俄国。大胆地讲，这个行动可能是他自己的决定，代表的是他自己成立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行动的目的，恐怕并非是要与共产国际组织取得联系，而是与当时去俄国的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是为了考察新俄，或者是留学。实际上，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往往被看做留俄中介机关。上海的青年团就聚集了许多希望赴俄留学的青年，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加入青年团，不过想得到留俄的介绍”。[215]在据信是张太雷赴俄前不久写给妻子的信中，有一句是“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216]；这并不一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特殊任务，也许是真实目的的吐露。这种情形，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俞秀松那里也看得到；他也说，他去俄国的目的，除了出席会议外，也是为了留学，以求取知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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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负有使命的职业革命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赴俄，开始成为特殊的行动，那是稍后一个时期的事。在这个时期，中国青年赴俄的动机，首先还是渴望实地观察革命俄国的实际情况，如若可能则留学，掌握新知识；所以，不一定非要断定惟独张太雷是当初就带有某种特殊目的赴俄的。如果说他赴俄有什么特别意义，则在于他首先成功赴俄。对于正需要中国情报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来说，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并且是携带着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情报来俄的张太雷，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人才。舒米亚茨基此时正因刘泽荣、朴镇淳等的个人素质问题而伤脑筋，所以，远东书记处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书记——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来赴任前的临时任命——不存在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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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俞秀松。稍迟来到伊尔库茨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在这之前是否认识张太雷，不得而知。[218]不过，一直认为中国代表只有自己和何孟雄两个人的俞秀松，肯定没有想到张太雷已经在伊尔库茨克；更出乎他意料的，张太雷还就任了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从远东书记处方面来考虑，尽管对张太雷的任命是“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的临时措施，但是，从中国新来的俞秀松，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其正式资格只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所以，也不便罢免张太雷，重新任命俞秀松。再者，眼见共产国际大会迫近，而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正式代表迟迟没有到任。于是，远东书记处推荐了该局中国科书记张太雷和本来是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俞秀松，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他们和与其汇合的陈为人一同起草了提交给共产国际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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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张太雷如何，就俞秀松而言，他可能准备了一些青年团的报告资料，以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使用，但显然没有准备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资料，他所了解的，至多是关于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上海方面创建共产党的过程，以及他所记忆的离开上海之前的党的一些情况而已。至于陈为人，他也许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有所了解，关于上海方面共产党的事情，可能比张太雷知道得还要多一些，但绝不会比自始参与创建共产党的俞秀松更详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内容，整体上看，概况介绍多，而具体记述少，是因为三位报告起草者本来并非为了出席共产国际大会而去俄国的，因此事先并无准备。[219]他们尽管能够记得起社会主义刊物以及党成立的大概过程，但由于没有准备，却说不出具体数字、日期等。理应写进报告的数字（比如党员人数）在报告里却见不到，对地方组织活动的介绍有较大失误，这一切并非因为他们认为党的这方面的活动不值得写进报告，而是他们的个人经历所留下的记忆不足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空白所致。远东书记处保存的来自中国的报告等资料，虽然稍嫌陈旧，还是被采用到报告里，正反映了他们为弥补资料匮乏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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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12日），作为中国代表发言的是张太雷。发言的不是俞秀松，而是张太雷，这不仅因为张太雷的头衔是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也许还因为他的语言能力较强的缘故。[220]但是，由于时间关系，预定在大会最后一天进行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讨论没能充分展开，因此，张太雷的发言也比事先准备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短了许多（仅五分钟）。[221]“报告”的有关中共的建党过程及现状部分，在发言时全部被省略。结果，在大会闭幕之后，“报告”的内容被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人民》杂志上，而其原件则被尘封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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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严格地讲来，张太雷也好，俞秀松也好，他们也许都不能算是中国方面正式派来的“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出席共产国际大会这件事，对于中国共产党却是意义重大的。首先，这是诞生于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组织参加的第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上所看到的、中国侨民在俄国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情况，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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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姑且不说张太雷，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之一俞秀松出席了这次大会，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在与齐集莫斯科的其他各色的中国“共产党”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胜出，从而成为共产国际承认的惟一的中国共产党。乍看起来，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比如在当时的美国和朝鲜，曾经因为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一个国家（地区）内分立，就正统地位、统一组织等问题，以共产国际为舞台长期纠纷不断；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起步时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类似问题，是值得庆幸的。试想，如果这次大会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上述姚作宾的“共产党”或江亢虎的“社会党”等组织就有可能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此，也就可能出现如高丽共产党那样的最坏局面，即不得不把本应用到革命运动中去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内部争斗及其调停上去。当然，在中共后来的长期历史中，有一个时期也曾出现成立“第二中央”的动向，但终究没有酿成牵涉到共产国际争夺正统地位、从而使党陷于分裂的局面。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言，中共的诞生及其开始成长算是比较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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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召开的几乎同一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也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三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据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文件记载，俞秀松是有议决权的代表，而张太雷和陈为人是有发言权的代表。[222]俞秀松他们也为这次大会准备了报告，但是，由于他们最终没有机会发言，报告也就没能在大会上宣读。[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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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成立的经过，在本书叙述共产党成立经过时已经屡屡谈到，故不再重复。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在此顺便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广州）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1920年下半年各地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没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24]也就是说，这年3月俞秀松离开上海时尚存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到他抵达莫斯科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准确地说，俞秀松等是代表一个形式上不存在的组织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些都是因为当时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需时太久，导致现实与认识之间产生了偏差。这说起来或许是笑谈，但是，类似的或大或小的偏差，在后来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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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一大”以前，“共产主义小组”只是对各地开展活动的组织的统称。当时，这些组织的成员称自己的组织为“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所以，对于把“一大”前的各地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也有不同意见。详见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7页。本书采用“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主义组织”，是鉴于当时称呼不统一，并不意味着当时也如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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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皆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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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参阅任武雄《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兼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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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各种有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录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本庄比佐子：《上海共产主义グルプ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论集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味同彻：《“中国共产党小组”をめぐる若干の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若干问题］》，载《驹泽大学外国语部论集》第30期，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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