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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顺言之，查遍每一期《劳动界》，都找不到一篇张太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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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1920年8月第2期。另外，瞿秋白文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第1期刊登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苏俄的期望》）的一节，也被当做张太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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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佩尔西茨的根据之一是，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另外，1920年代曾在西伯利亚、远东工作的达林也回忆说，张太雷是1921年3月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前引Далин，Киm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1921—1927，сгр.34；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30页）。但是，达林到伊尔库茨克是同年8月，他的所谓回忆似乎也源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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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7，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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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瞿秋白一行在几乎相同时期从北京陆路赴俄，他们从天津到伊尔库茨克费时两个半月。他们在沿途城市常常逗留数日，所以实际行程约需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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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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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谌小岑：《张太雷与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前引《回忆张太雷》。不过，很明显，这篇回忆录也是读了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后写的（没有标明，但有几处是引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不可全面相信。另据张太雷直至北洋大学时期的好友吴南如回忆，吴和张太雷在1920年5月大学毕业前一直专心于学业，没有参加任何学生运动；后来，1920年冬天，张太雷接替吴南如在天津柏烈伟处帮助工作后，开始与早期中共组织有了关系。见华羊《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中共研究》1976年10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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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请参照本章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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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前引Шумяцкий，Юноше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обзор отчетов о работе）（舒米亚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份会议记录时，就《来报》加编者注说，第1期实际于1921年1月4日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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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见本章注148、149）及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都提到《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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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此外，心美（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载《晨报》1920年12月21日）也反映了张太雷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部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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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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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1921年3月17日）》，前引《北京青年运动史料》，第504—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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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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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2页。委任状签发日期是1921年5月16日。大会的另一名中国代表俞秀松的委任状（第93页），也不是中国的组织，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签发的（日期为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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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ытие，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 осъезда коре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m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mа Коминmерна，No.6，1921（《开幕典礼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оре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ытие Съезда］，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No.2，1921，стр.189，217（《朝鲜共产党成义大会（成立大会典礼）》，载《远东人民》）。在这些会议记录中，张太雷被称为“张同志（тов.Чжан）”或“то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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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江亢虎：《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页。江亢虎说，“少年共产党”与张太雷和俞秀松一样，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举来俄的留学生，但是他们不承认张和俞的代表资格。所谓这个时期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举来俄的留学生，概指袁笃实、卜士奇、吴芳、王一飞等（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46，第17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6—97页）。他们比张太雷、俞秀松稍迟到达莫斯科，如果真如江亢虎所说，他们和张、俞等之间发生了对立，这件事对于理解张、俞当时的立场倒是很好的材料。前引抱朴《赤俄游记》也提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部分留学生和俞秀松等人发生冲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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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俞秀松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7日）》，皆为中央档案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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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譬如说，1923年访问莫斯科的蒋介石，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显夸大国民党员人数，说有60万人，并说有上海的国民党总部的党员名册为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文件九十六》］）。有关共产国际会议报告的“夸大”倾向及其可信性的探讨，请参阅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228—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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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Ь.Шу мяцкий，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и о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 в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тов.Чжан-Та-Лая］，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No.4—5，1928，стр.215；汉译：前引《回忆张太雷》，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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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Protokoll des III.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Moskau，22.Junibis 12.Juli 1921），Hamburg，1921，SS.13，106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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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前引江亢虎《江亢虎新俄游记》，第26页；汪佩伟：《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的卷首照片；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32，第10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1，第12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7，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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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29日，莫斯科）》，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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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游人：《新俄回想录》，军学编辑局1925年版，第92—93页。该书是一位中国军人1921年只身访问苏俄的游记，书中朋友“海通君”即江亢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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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中央档案馆资料；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12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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