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6006
[218] 在杭州、北京、上海一直与俞秀松在一起的施存统，1921年秋，与来日本的张太雷见过面，但是，施存统在被捕后对警方所做的口供中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拙稿：《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北京小组成员的刘仁静也说：“记得那时［1922年］我还不认得张太雷，我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是后来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内”（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张太雷赴俄前知名度并不高（从未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由此推断，张太雷和俞秀松也极有可能没有见过面。
1703266007
1703266008
[219] 就这一点讲，与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相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给几乎同一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要详尽得多。
1703266009
1703266010
[220] 张太雷的外语（英语）能力是有定评的，后来，马林、鲍罗廷来华时，他多次担任翻译兼助手。早期的中共尚无翻译机关，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谈判能力，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共党员应用外语（张太雷的英语，瞿秋白的俄语）的交际能力。
1703266011
1703266012
[2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一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另外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料情况，请参阅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65—80页；伊藤秀一：《20世纪のアジアとコミンテルン［20世纪的亚洲与共产国际］》，《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亚洲历史研究入门］》第5卷，同朋舍1984年版；村田阳一：《コミンテルン资料集［共产国际资料集］》别卷，大月书店1985年版。
1703266013
1703266014
[222]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1703266015
1703266016
[223] 大会闭幕后，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被冠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的题目，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人民》第4期（1921年10月15日）上。
1703266017
1703266018
[22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1922年5月第8期。
1703266019
1703266020
1703266021
1703266022
1703266024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703266025
1703266027
第一节 召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1703266028
1703266029
1.马林、尼科尔斯基来华
1703266030
1703266031
就在张太雷就任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以下简称“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也就是俞秀松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离开上海赴俄国的时候（1921年3月），共产国际方面出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动向，这就是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和尼科尔斯基（Nikolsky）。
1703266032
1703266033
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事实上已经成立。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由于1921年初魏金斯基（Voitinsky）回国，再加上缺乏资金，没有能够切实开展活动，《新青年》和《共产党》的发行也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劳动节前夕即4月2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查封了“外国语学社”。[1]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团员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改变这种困难局面的，是分别受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于6月初到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他们到上海后就立即督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于7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703266034
1703266035
让我们先看远东书记处派遣尼科尔斯基的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根据魏金斯基和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张太雷等人的报告，在1921年3月份就已判断召开中共的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3月27日收到的舒米亚茨基（Shumyatsky）的报告称，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与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3]可见，远东书记处这时不仅制定了中共大会的提纲，为了对大会进行指导，还准备派遣（或者已经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在上海召开的大会，当初是预定在5月份。虽然没有发现远东书记处制定的提纲，但是，从舒米亚茨基4月末或5月初写下的《共产国际在远东》[4]一文可以判断，中共的大会无疑是预定在5月召开的。舒米亚茨基引用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协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一段，然后这样说道：
1703266036
1703266037
而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这次大会上，协商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就这样，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正在在那里出现。
1703266038
1703266039
可见，舒米亚茨基认为，在他“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即4月末或5月初，在遥远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正在按他3月向莫斯科报告的那样如期召开，并展望“协商会议所说的话”即前一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将在这次大会上化为坚定的组织——“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受派遣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大会的，就是尼科尔斯基。
1703266040
1703266041
与马林一同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原名Neiman-Nikolsky Vladimir Abramovich，或Borg Viktor Aleksandrovich，1898—1943），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其实，他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到中国的。[5]他的经历，包括他来华时的身份得以弄清，是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Kartunova）的功劳。[6]根据卡尔图诺娃的研究，尼科尔斯基曾在赤塔的商业学校接受教育，1919年至1920年参加革命派军队，1921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我们难以确定他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从事了什么工作，以及他受远东书记处之命启程前往中国的详细时间；但是，从上述舒米亚茨基的报告和文章（《共产国际在远东》）来判断，他在4月应该已经离开了伊尔库茨克。卡尔图诺娃还指出，他不仅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还兼赤塔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7]代表，其任务除了准备和出席中共的大会外，还负责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和安排向不久后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派遣中国代表。[8]他来华的路线不得而知，抵达上海的时间是6月3日前后，与马林几乎同时到达。[9]
1703266042
1703266043
在上海与他几乎每天接触的马林说，“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10]中共方面的成员对这种近乎监视的做法表示了反对。但反过来讲，有了这样的指示，他出席中共“一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离开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0月或11月。[11]
1703266044
1703266045
人们对国共合作促成者的马林（Maring，原名HendricusJ.F.M.Sneevliet，1883—1942）并不陌生，以他在中国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详细评传和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2]，所以在此对他的经历仅作简单介绍。马林生于荷兰，在鉄路公司做事务工作时参加了工人运动和荷兰社会民主劳动党、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1913年赴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他在爪哇岛的活动为人所熟悉的是，通过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年成立）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为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1918年遭荷属东印度驱逐出境，回荷兰后，即作为荷属东印度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因其在殖民地工作的经历当选为执行委员。如本书第二章开头所述，在这次大会期间的1920年7月，他与朴镇淳、刘泽荣（刘绍周）就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进行了讨论。[13]8月，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世界的重要地区派遣驻外代表，而被指定为驻上海代表的就是马林。
1703266046
1703266047
马林自己说，他是1921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这时已经知道，在伊尔库茨克似乎有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14]1921年3月，正是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的大会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时间。难以确认马林离开莫斯科之前是否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马林只说他去中国的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研究工作”[15]，而没有直接谈及中共的大会，所以，有可能他离开莫斯科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马林晚年回忆说，“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16]从这些话来看，尽管同属共产国际系统，但是，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却有可能分别单独向中国派去了代表。
1703266048
1703266049
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赴中国。[17]途中，4月在维也纳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而加以阻挠[18]，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还是经过新加坡，在6月3日到达了上海。[19]在旅馆小住后，他于6月14日住进公共租界麦根路（Markham Road，现淮安路）32号（其后，又迁到汇山路［WaysideRoad，现霍山路］6号）[20]，和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尼科尔斯基取得了联系，又与受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派遣、已经在上海开展工作的福罗姆别尔戈（Fromberg）[21]共同开始了活动。
1703266050
1703266051
与魏金斯基一样，马林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记者。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Andresen），还自称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Oriental Economist）杂志的记者。[22]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新报》。不过，马林自称《东洋经济新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之前，曾经凭《东洋经济新报》的“三浦（Miura）”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的签证。他在给“三浦”的信（1920年11月4日）中这样写道：
1703266052
1703266053
我在日本使馆，凭您的信件办妥了护照签证。本想经西伯利亚径直赴日，但在俄国听说那样走十分困难，我遂回到荷兰。现正觅船准备尽快前往您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如若可能，希望［1921年］1月或2月开始为您的杂志工作。[23]
1703266054
1703266055
[
上一页 ]
[ :1.70326600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