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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三浦”，除了《东洋经济新报》主编、以其“反对大日本主义”而闻名的三浦铁太郎以外，不可能是别人[24]，而介绍马林和三浦认识的，也许是曾在东洋经济新报社工作过的片山潜，或者是马林的同志鲁特赫尔斯（S.J.Rutgers）[25]等。三浦对马林其人了解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他到上海的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26]，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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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林的叙述[27]，他和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到上海之后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尽管开始时与尼科尔斯基每天一同工作，但“与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实际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看来，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他强调作为远东书记处成员并没有什么积极活动所举出的理由是，在上海期间，“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结果，他“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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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包含上述内容的报告里，能看得出他对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的不信任。而导致这种不信任的原因，除了自己的身份被未经预告突然改变以外，还与他在上海被牵连进的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的内讧和远东书记处对此的干预有关。关于这一点，他指出，分为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的高丽共产党内两派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舒米亚茨基）和赤塔的远东共和国对外机关（负责人是克拉斯诺晓科夫［Krasnosh chekov］）争夺领导权，对二人的宗派行为表示批判。高丽共产党的内讧和伊尔库茨克、赤塔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在此不加详述。惟一清楚的一点是，马林认为“在伊尔库茨克设一个共产国际办事处，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那个城市太偏远了，不可能经过满洲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因而主张共产国际的指导机构应该设在中国，而非不远不近的西伯利亚。而他被派来上海，本来正是为了在上海设立指导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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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从伊尔库茨克来向马林传达改变他身份的密使是何时抵达上海的，所以，马林在7月9日发出的报告[28]不是寄给远东书记处，而是寄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是否意味着此时他的身份尚未被改变？还是被改变了身份以后，他仍然以执行委员会代表自居？不过，报告里却含有如下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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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月（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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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在报告中共的大会即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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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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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29]他事先可能连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不太了解。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在上海与他一起工作的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他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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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说是中国党员自发召集的，倒不如说是在派驻到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召集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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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単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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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催促之下召集得相当匆忙，中国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赴会，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人认为，“南陈北李”缺席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太忙。[31]但是，事实上陈独秀在大会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32]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待他们就开会了，这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当然，围绕着党的工作，在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和上海之间保持着书信联系[33]，所以，在马林抵达之后，关于召集大会一事肯定是经过陈独秀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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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海方面联系的各地组织，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章程或明文规定的组织规则，所处的政治状况和活动条件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代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比如，北京好像是开会决定的，而长沙和济南则似乎是与上海的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自发地代表当地出席的。通过当时的记录可以确定其行踪的，有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以及北京代表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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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的日记表明，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的时间是6月29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34]没有写出来的五个字，也许是“共产党大会”或者是“共产主义者”。总之，长沙代表在那之前肯定已经接到上海方面召开大会的通知。考虑到当时长沙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状况，五天左右能够到达上海，所以，7月上旬他们应该已经在上海。而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35]北京代表刘仁静，则首先参加了于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7月2日抵达南京）[36]，之后接着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大会，所以他也肯定于6月末以前接到了召开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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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与会者的行踪连起来可以看出，首先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人在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向各地发出了通知；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们于6月末陆续赴上海，7月初开始齐集上海。[37]马林的“希望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大会，将大大利于我们的工作”的报告，就是在代表们正在前来赴会的情况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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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考证研究的重要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38]记录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这份文件是在大会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也有几处涉及召集大会的经过和时期。这份文件是五十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其译文首次于1958年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6、10号上，此后在中国才为人所知。[39]不过，《党史资料汇报》只是供一部分干部阅读的内部资料，因而一般学者几乎不得与闻。[40]后来，当时的苏联学者科瓦廖夫（Kovalev）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当时）的资料中发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文件，并于1972年连同详细注释公开发表[41]，至此，这份重要文件才为一般学者所了解。这份《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中，关于大会的召集和召开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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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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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报告，大会本来预定在6月20日召开，但因为代表没有到齐，实际开会拖到了7月23日，即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一个多月。这个说法有些勉强。为什么呢？如前所述，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即使李达、李汉俊等上海的党员在他们的督促之下即刻向各地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从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等情况来考虑，也不会把会期定在6月20日。也有一种见解认为，之所以把“6月20日”这个没能实现的日期写进报告里，是为了使派遣中共代表出席6月22日开幕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正当化。[43]这种看法有点过于穿凿。事实上，马林7月9日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只说大会预定在“7月底”召开，而没有谈及会期推迟或与共产国际大会的关系，从其口气来看，大会一开始就是预定在7月底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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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出席大会的广州代表陈公博，在大约两年半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道，大会“于7月20日召开”。[44]如此看来，惟一可能的就是，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在6月20日（на20Июня）”并非虚构，而是“7月20日（20июня）”这个日期的笔误。[45]在俄语文章中，把“6月”和“7月”写错并不鲜见[46]，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写错了。果真如此，则所有问题都可以解释得通。即，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一个半月这段时间，对于从发出开会通知到代表们齐集上海来讲是比较充分的，而这也与马林7月9日的报告所说的“7月底”的预定日期一致。长沙的毛泽东以及北京的刘仁静是在6月末赴上海的，如果说大会预定时间是“6月20日”，也无法解释；而如果是“7月20日”，就非常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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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这里，广州代表陈公博的行踪值得留意。如前所述，他是7月22日到上海的。如果本来预定开始会议的日期是“7月20日”，而实际开始时间推迟了三天，这可以解释为是预定出席的部分代表迟到了的缘故（不清楚除陈公博外是否还有迟到者）。综上所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是这样的，即于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中共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等接触之后，要求召开党的大会，于是，李达等在6月中旬决定7月20日为预定开会时间，并向各地的组织进行联系。6月下旬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于6月末陆续前往上海，但是，部分代表未能如期在上海会合，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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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各地的代表们，除了开会通知外，每人还收到了100元的汇款作为旅费。[47]从外地赴上海开会的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开支旅费约1000元。考虑到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约50元，三等是15元左右[48]，所以，这100元旅费是很高的。当时的共产党，因为经费困难，连《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难以想像能够独自立即筹措到1000元的旅费。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因此，这笔经费自然是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的。顺言之，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之后的1922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17000多元中，94%强即16000多元是共产国际援助的，独自筹措的只有1000元。[49]就这样，单从活动资金方面看，早期的中共也是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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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到，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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