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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见解不同，中国以外的史学家多认为，长沙代表何叔衡由于被指出缺乏代表资格，中途离开会议回长沙。也就是说，那一个代表的地区是长沙。[90]这种见解的根据，说到底来自张国焘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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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开始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让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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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解释也和李达一样搬出资格审查问题，不能马上令人信服；包括回忆录在内，找不出任何其他旁证资料，也使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定论是十二人，采纳这个定论的著作，也有极少部分恐怕是出于疏忽，写漏了何叔衡的名字。[92]大概张国焘写回忆录时参考的资料中就有此类资料，而这启发张国焘创作了何叔衡中途退出会场的一幕插曲。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远在加拿大，因而就断定中国有关大会代表记述的混乱不会波及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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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认定参加大会的是十二人的时候，那位被从十三个人里面排除出去的人物，不是包惠僧或何叔衡，而是如“蜂屋论文”指出的那样，是中途离开大会的陈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惟独不见了陈公博，这件事，不仅张国焘和周佛海在回忆录中都大加揶揄[93]，陈公博自己在会后不久写的文章中也承认不讳[94]，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写成的，之所以把当初的十三人改为“十二人”，不是什么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因大会结束时十三人之一的陈公博不知去向，而把他排除了出去。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测，比“包惠僧是指派代表”、或“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都有说服力。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说的一个代表的地区是日本和广州，而广州代表是包惠僧。[95]根据以上探讨，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名单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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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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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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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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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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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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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也出席了，但中途离开会议，不算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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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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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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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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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会期，也已经有数不清的论文发表，大凡可能的见解都已经得到探讨。所以，为了简便起见，下面基本上依据这些已有成果论述，适当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另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史方面，不能忘记香港的民间史学家邓文光进行的考证研究；他从事的也是中共“一大”研究，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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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就把“七一”定为建党纪念日[96]，所以中共“一大”的会期，很早以来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邓文光自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97]邓氏的研究，由于其后又有许多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所以，从现在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看，确实存在明显的错误。[98]但是，在当时，连利用为数不多的回忆录都需要从甄别作者真伪做起，资料极端匮乏，能达到如此水准，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以外地区偶尔被引用，而在中国，以实证方法阐明中共“一大”的功劳，基本上都被归于邵维正80年代初进行的研究[99]，邓氏的贡献却完全被忽视。毫无疑问，邵氏的研究对弄清中共“一大”的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之被忽视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缺乏中共“一大”研究方面交流的证明。总之，邓氏的研究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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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共“一大”的会期时，现时最可靠的资料还是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件资料在记载了大会召集过程之后，就大会本身的过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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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抵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国焘］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斯内夫利特［马林］同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斯内夫利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后，通过了委员会的提案］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幕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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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回忆录都证实，侦探和警察闯入后，为了讨论剩下的议程而去的“附近一个小城市”就是浙江省嘉兴。为躲避劫难，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在距上海约100公里——决车需两小时——的嘉兴风景优美的南湖的船上进行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报告，把大会过程整理成如下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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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101]开幕。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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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听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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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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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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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第四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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