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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个报告看，闭幕日期无法确定，但是23日会议开始至30日的日程，基本无误。这段时间的日程，在会议参加者之一陈公博于大会结束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102]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篇文章记录了陈公博7月22日到31日这十天在上海的经历，其中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完全一致的地方，是不少大会参加者的回忆录都谈到的侦探闯入和其后武装警察前来搜查的那天夜里的情形。就这件事，陈公博写得既含糊又夸张，然后说，“于是我们［陈公博及其新婚妻子］翌日便乘车游杭”。但是，在另外一处却说，去杭州是“31日夜”。这与法租界警察的搜查发生在31日的前一天的夜里，或者按《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召开第六次会议的日期是30日，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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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说，他之所以去杭州，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里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孔阿琴被杀事件）。经查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件凶杀案确实发生在7月31日凌晨。[103]也就是说，陈公博30日夜里的经历太不平凡：租界警察搜查大会会场使他惊魂未定，凌晨就又碰上了隔壁房间里发生凶杀案。由于他的这一难忘经历，并且由于他把它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得以确认租界警察搜查中共“一大”会场是发生在7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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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问题是大会最后一天即嘉兴的“南湖会议”的日期。“南湖会议”在因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的7月30日的会议（第六次会议）之后不久，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有一份史料却使问题复杂起来，那就是驻赤塔的赤色工会国际全权代表斯穆尔基斯（Smurgis）同年10月13日写的一封信。[104]这封信在谈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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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大概已经知道，自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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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封信所说，大会的最后一天是8月5日。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斯穆尔基斯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负责人，福罗姆别尔戈1921年1月赴上海就是受他所派，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同时兼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这封信的时间是赤色工会国际）远东局代表，按常识讲，斯穆尔基斯的这封信应当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写成的。在7月30日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止的大会，竟然五天后才又重新开会，这显然不自然；不过，由于这封信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惟一文字材料，因而有些学者就此认为大会是“8月5日闭幕”的。就这样，关于大会闭幕日期，现在仍然是“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几种见解并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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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见解，除了主张“8月5日”的见解有斯穆尔基斯的信作根据以外，都是对存在某种形式的矛盾的几种回忆录加以解释而得来的。但是，大会参加者的名字姑且不论，利用回忆录来确定特别不容易记忆的日期，前提就很难成立；更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录，还受到以“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这一“定论”的干扰，而这个“定论”出现以前的回忆录也存在着“南湖会议”在租界警察搜查的次日和第三天召开这两种主张[106]，因此，根据回忆录来确定某一具体日期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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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开自相矛盾的回忆录，另外寻找线索，那么8月1日傍晚袭击嘉兴的暴风可能成为推定闭幕日期的根据。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信》称这场暴风是“巨灾”：“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遮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也就是说，就在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举行最后一天会议的南湖，在8月1日这天发生了这场惨祸。4日的《申报》还继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2日夜。假如会议果真在8月1日或2日在嘉兴南湖举行，那么应该有某位代表记得并谈到这次灾害，但是，有人记得南湖会议持续到晚上，却没有任何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这意味着，南湖会议并不是8月1日或2日召开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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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租界警察搜查这一意外事态，有必要尽快结束大会；因此最自然的推断应该是这样的，即30日夜警察搜查之后，第二天（即31日）会场移至嘉兴南湖，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斯穆尔基斯信中8月5日闭幕一段话，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的“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一节解释，电告了伊尔库茨克的，应该是租界警察搜查以前决定的日程（按此解释，中共“一大”原定8月5日闭幕），而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接到经由伊尔库茨克转来的报告，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预定日程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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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及闭幕日期，有待探讨的地方还很多，细究起来没有止境。不过，那种过于细微的探讨最多也只不过说明“一大”在解放后中共党史研究上的特殊地位，而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因此，这里不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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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会会场被搜查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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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最大的突发事件是7月30日夜法租界警察对会场（李汉俊私宅）的捜查，这个事件也影响到对大会日程的推定。幸好没有人被逮捕，但是中共因此被迫改变了大会会场和日程，发生了不小的混乱。这次搜查对代表们也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大事，包括马林在内，几乎所有的大会参加者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秘密召开的大会，何以会遭到警方搜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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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能够想到，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在从莫斯科到中国的路上，这一年的4月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108]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然而却无法完全隐匿他个人的行动。现在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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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109]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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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110]该报道说，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警察在搜查会场时，误认陈为“日本社会党”[111]，这也许反映了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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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细致入微，甚至有人查找导致搜查会场的“侦探”的名字[112]，还有人按照据说曾参与了搜查的人物的回忆写出“传奇”[113]，意在进一步搞清搜查时的实际情形。如果有租界当局的原始材料则另当别论，否则，连亲自参加了大会的当事人都记不清，不用说自称参加过搜查的人的回忆，更不可靠。这些都只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中共“一大”被赋予了多么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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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林行动的同时，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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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会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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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上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114]第一个章程包括如下四项纲领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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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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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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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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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入第三国际。[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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