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6282
1703266283
1703266284
1703266285
第四项姑且不论，如何才能在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当然需要立足于国情加以阐发，但是见不到这方面的内容，这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共产党纲领相似。有人对中共“一大”竟然通过了如此激进的纲领感到不可理解。[116]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一大”是在马林等出席并指导之下召开的，但是，其纲领却几乎没有反映出马林在印度尼西亚曾初步实践、并在他参加过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月）上决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方针，即在“落后国家”里，共产党必须首先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结成同盟，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斗争的方针；我们都知道，这个方针后来成为国共合作路线的理论根据。据说马林在大会演讲时，还“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117]如果他真的承认了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纲领，确实令人感到奇怪。
1703266286
1703266287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留待后述，在此暂先明确这样一点，即他们这些早期共产党员这时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考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让我们来看他们在大会上讨论时的情形。大会讨论经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里面记载得颇详细，焦点有如下两个：①是否应该进行议会工作，以及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章程”第十四项）；②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以及是否应该结成统一战线（“章程”第三、四项，“决议”第五项）。特别是关于前者争论较激烈。
1703266288
1703266289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革命起义的机会并非总是存在，平时应该同时利用合法和非合法手段进行活动。对于这种立场，另一种意见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进行反驳说，议会工作不仅会使人抱有无用的幻想，而且会使党本身变质。与此相关，在党员做官的问题上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党员中与北京政府政界有关联的倒是没有，但是，特别是广东的有些共产党员与孙中山等国民党有各种形式的关系，比如陈独秀当时正在广东政府任要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如何看待这些人的活动成了焦点。
1703266290
1703266291
第二个问题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问题间接派生出来的，因为这关系到部分共产党员对与其保持各种关系的广东政府作何评价。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共同敌人军阀，应该共同斗争，在这一点上代表们没有分歧，但是，是否应该把广东政府与“军阀”等同起来，意见就不一致了。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把对共同敌人作共同斗争放在首要位置，还是在进行共同斗争的同时，重点进行与其他政党的斗争。
1703266292
1703266293
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决议”对于第一个问题做出了某种妥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任公职：“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胥吏[118]不受此限（原注：此项规定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1703266294
1703266295
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激进派的主张占了上风，做出了如下规定：
1703266296
1703266297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章程”）
1703266298
1703266299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决议”）
1703266300
1703266301
1703266302
1703266303
与此相关，入党条件也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也就是说，这些规定没有反映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中提出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方针。
1703266304
1703266305
就最后形成这种结论的讨论过程，大会参加者在回忆录中各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把这些记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阵式，即李汉俊、陈公博等始终努力把讨论朝温和的方向引导，而张国焘、刘仁静等则满口“教条”言词，主张通过一个好战的纲领。由于纸面有限，不可能把这些回忆全部罗列出来；为了管窥代表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此处仅介绍在大会上积极发言，并参加了大会文件起草的刘仁静的回忆。如前所述，利用回忆录确定具体事实时要十分谨慎，而为了了解大会的气氛，还是可以参考的。
1703266306
1703266307
大会上与李汉俊这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激烈争论的刘仁静，在代表北京地区参加大会时年仅十九岁，是年龄最小的代表；但是，由于他涉猎过不少马克思主义文献，故被大家送了个“小马克思”[119]的外号。他在谈到自己被选为中共“一大”代表时这样说：
1703266308
1703266309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能被选为党的“一大”代表，除了一些偶然性的原因……外，毕竟还需要我也具有一定条件。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特点只在我比较注意钻理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又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这个事实就突出说明当时党内认识水平，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水平由此也可见一斑。[120]
1703266310
1703266311
1703266312
1703266313
同为大会参加者之一的包惠僧亦说，当时“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1]共产党建党时的这种理论状况，使刘仁静发言的水平显得出类抜萃。把刚刚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样不变地在党的大会上宣讲，这确实有点“教条”；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共产党成立时的一般知识状况，不外乎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即“教条”。
1703266314
1703266315
刘仁静如何在大会以前就知道那些他“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呢？就这个问题，他也留下了回忆录。他说，他恰好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注意到其中说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这话照搬到大会发言中去了。[122]在大会以前，《哥达纲领批判》只有人部分引用，尚未正式介绍到中国来，大部分代表不知道《哥达纲领批判》为何物；而刘仁静竟能据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滔滔不绝地宣传”，因此，要说他进一步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关系，并使其在党纲中有所反映，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1703266316
1703266317
这样看来，中共“一大”的文件，确实是代表们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过讨论而产生的。但是，刘仁静等大会代表的回忆录中，忽视了、或者说错误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曾参与大会文件起草的张国焘说，“我们［起草文件时］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123]张国焘想证实大会文件是代表们独自拟订的，但是，很明显，大会通过的这些文件是有蓝本的。
1703266318
1703266319
首先，“章程”的蓝本是前一年12月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124]比较两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虽然有几处按照中国的情况做了修正，但是，关于入党条件和组织规定，无论是形式还是用语，基本上是模仿了《美国共产党党纲》。例如，在中共“一大”上引起激烈争论的关于做官的规定，美国共产党的党纲中也看得到同样的规定（第二条第五项）。
1703266320
1703266321
再看“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上述同一期《共产党》月刊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125]比如，在中共“一大”上，围绕断绝与其他政党关系的问题，与做官问题一样引起了激烈争论；《美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形下面，美国共产党决保持那不调和的阶级战争，并且否认与不信任革命的阶级战争底团体或党派共同做事，例如劳工党、社会党……”中共既然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这些美国共产党的文件，并且还进行了翻译，那么，他们在自己开大会时援用这些文件是自然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参考手头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起草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提交大会讨论；其中有关做官和与其他政党断绝关系的规定尽管受到了部分代表的反对，但是，大会文件还是基本上照原案通过了。
1703266322
1703266323
顺言之，当时，中共也还得到了关于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召开经过的报告[126]，这也可能被用于召开大会的参考。共产党的大会是或者应该是怎样的？对此，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无法有一个明确概念，因此就模仿欧美共产党的先例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这种模仿其实一点也不特殊，因为1921年4月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章程》（据信为山川均起草）[127]，也和中共“一大”的“章程”一样参考了英国共产党的章程。[128]亚洲的共产党人对“共产党”这一特殊政党没有具体的概念，他们在描绘党的构造和前景时，只有较早建党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可作参考。进一步讲，既然中国共产党人设想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全球性的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首次起草“章程”和“决议”时与欧美的共产党统一步调，根本谈不上是模仿，而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成立与其早期活动，毫无疑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
1703266324
1703266325
这样看来，中共“一大”制定的“章程”和“决议”谋求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带有浓厚的激进色彩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后匆忙决定召开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只好参考、模仿他们得到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准备了大会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国国情来看相当激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世界共同运动的早期中共党员来说，不仅不是“激进纲领”，肯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合适。由于租界当局搜查这一突发事件，使大会不得不临时改变会址，并匆忙宣告闭幕（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在南湖召开的最后一天的会议）。这恐怕也是大会文件未能反映出马林的意向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所规定方针的理由之一。[129]
1703266326
1703266327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意外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闭幕，致使部分议题未能审议；但是，尽管如此，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之下得以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建党历程告一段落。从苏俄方面部分人来看，如上述斯穆尔基斯所言，也许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会议”，但是，过多的议论其理论水平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允许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是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自己。如果说斯穆尔基斯称中共党员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表达了什么的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即暗示了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言论流露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优越感，同“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特有的属性结合在一起，将在其后的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系中建立起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1703266328
1703266329
1703266330
1703266331
[
上一页 ]
[ :1.7032662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