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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施存统，在上海受戴季陶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173]但是，他刚到日本留学时的思想立场，则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不自然），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话虽如此，但是我对于他［戴季陶］所抱的主义，却还没有绝对信仰，就是我一向所相信的‘安那其’主义，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合理的理想”。[174]他在上海期间，以及初到日本时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175]，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没想到，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接触，使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察觉了他的存在和行动。警视厅开始警惕施存统，始于景梅九等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1期（19如年I2月）上登出的“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统”的日本通信地址，第二年一月，担任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中日两国间暗中活动的警视厅外事科查明了施存统“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也已经发现他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176]这之后，直到回国，他的行动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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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一事，使施存统在中国声名远播，除了上述《自由》杂志以外，1月14日他还收到了安徽省芜湖第五中学学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的宗旨书，要求他介绍无政府主义书籍。[177]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对待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但在1月，他告诫那些责备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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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组织，自由联络”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自然是我们要达到的理想，然而我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总没有可以看到从现社会一步跳到那个理想的理由，这其间当然要有一种过渡机关。[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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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测，这时的施存统对“安社”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真理”不会举双手赞同。关于施存统自己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留待后叙；事实是，在对待无政府主义比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戒备的警方的报告中，也没有记录他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关系。而4月以后出现在警方报告中的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的“要注意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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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21年4月23日警方报告[179]记载，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通，翻译彼等著述宣传该主义之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等，向支那内地人介绍”。所谓“翻译彼等著述……向支那内地人介绍”，大概指施存统翻译并时常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山川均等的文章（后述）。这份报告还指出，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据上述鹤近来寄予该人信件观之，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鹤某”就是当时上海的共产党负责人李达。也就是说，这时的施存统似乎已经成为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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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存统同年末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180]，他初次与堺利彦面谈是在1920年12月，目的是为了转递上海的李达给堺利彦的信件（为翻译而询问文章的空字），那是经过谢晋青[181]介绍，和朝鲜人权某（大概是权熙国[182]）一同去的；第二次是2月份，是应上海李汉俊之请，购买堺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183]两次往访都是为了联系社会主义书籍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斡旋被日本警方当成了“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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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施存统接触的高津正道，当时（1921年6月）正在写一篇介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184]这篇文章非常具体地列举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信奉者”的真实姓名（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机关刊物（《共产党》）、活动内容（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人夜校）、地方组织所在地等等。高津正道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支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85]中写道：“本文曾得到C.T（施存统笔名）君指教，深表感谢。”由此观之，《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肯定是基于施存统提供的情况写成的。施存统本人在警视厅也承认曾经与高津见过几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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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施存统到日本留学之后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中转站。而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正是中国方面正式开始建党活动的时期，施存统和周佛海（当时在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学习）二人也与陈独秀等保持联系，在日本从事建党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中共“日本小组”。4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来了两封信（邮戳日期分别是4月19日、4月28日），传达了广州陈独秀来信的意思。4月19日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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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但我有两个困难：一、我明年将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事也未能干。二、我大学志愿在京都，但和日人联络仍然不便。我有以上两个困难，拥有代表虚名，实在惭傀。此意请转告独秀。你居东京，极为方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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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看，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所谓中共“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建议在4月下旬成立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所谓“日本小组”的目的，是“联络日本同志”，实际负责的不是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而是东京的施存统。从这个意义看，上述施存统与堺、高津等的接触，正是“联络日本同志”，使其了解他们“团体”存在的任务的一环。附帯地说，解放后他在有关“日本小组”活动的回忆录中说，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彭湃（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杨嗣震、林孔昭等十几人，开过两三次会。[187]遗憾的是，关于“日本小组”的活动情况，日本警方的报告中找不到相关记录。[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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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方掌握了施存统等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相呼应，对日本“同志”展开活动的动向，当然就更加警惕施存统。他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这封信也被警方检查过）中可以看到“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189]的字句，反映出他被严密监视的状况。6月17日，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他回答他们说，他是“由戴天仇［戴季陶］介绍给宫崎，并在宫崎的帮助下才得以居住现在的宿舍”，“现在，上午专心自修英语，下午则研习日语及经济类书籍。如果准备得充分，希望进庆应大学学习经济学”；还说，“来日本后，平均每月从家里收到约一百元的学资”，而汇款手续是戴季陶实际办理的。[190]不过，他的家境绝非丰裕，也不可能给发表过《非孝》的儿子每月汇这么多钱。真实情况恐怕是后来宫崎滔天向警察说的那样，“戴季陶……认为施存统头脑清晰，将来大有希望，遂送其来我国留学，每月并资助学费五十元左右”。[191]施存统没有实说，大概是怕警察知道他接受上海有名的社会主义者戴季陶的资助而加强对他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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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极力否认与社会主义人士的交往，说“在当地的日本人中，除宫崎龙介之外没有结交任何朋友……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次也没有交往过”，“胡适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在陈独秀发表其言论思想时，我曾为其学说折服，但他现在已在广东政府做官……早已不是思想界人”，“我虽然研究社会主义，但并非社会主义者，故没有从事过该主义之宣传”。[192]这些都同样是在掩饰自己。但是，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与堺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接触的事实，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尽管施存统不满意地说，“最近警察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受到很大束缚。岂有此理”。但是，对他的监视以后也没有松懈过，倒是处境更加严峻，以至于“房主要求搬到别处去住，十分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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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接受警视厅外事科讯问的1921年6月，正是李达、李汉俊在同月3日抵达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开始准备召开中共“一大”的时期。中共“一大”当初预定在7月20日召开，如前所述，不久后要召开会议的情报已经被日本警方掌握。当然，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涉及这个情报的来源，因此，不能断定警察是从施存统和上海之间的联络中获得了情报。但是，施存统等“日本小组”在决定派周佛海出席中共“一大”时，肯定事先已经得到上海方面关于召开大会的通知，施存统和周佛海也肯定就此有所联络；而施存统这时的所有往来信件几乎都要被警方检查。所以，我们有根据推断，警方得到的情报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总之，通过派遣周佛海出席在7月末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日本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施存统，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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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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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生活一年以后，就好像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相呼应似的，施存统最终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开始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日本吸收的共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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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留学以前，他就时常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特别反复呼吁打破封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但并没有翻译或论述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193]他当时的语言能力恐怕也还没有达到阅读英语或日语社会主义书籍的水平，顶多利用现有的汉语无政府主义书籍或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报道来了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轮廓而已。通过与戴季陶、陈独秀、李汉俊等个人交往，他也许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概要，但是，与其改造社会的热情相比较，其理论基础大概仍然不过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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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留学后，他马上接触了日语社会主义文献，并将其翻译后向上海的报刊投稿，这使他从一个社会主义学说的初学者成长为一个理论探索者。他最初翻译的日语社会主义文献，是1921年1月的《劳动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月6日至8日。原著是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同文馆1919年出版）；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他回国的这一年间，已总计翻译了11篇。其中，河上肇和山川均的文章就占8篇[194]，看得出他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尤其关心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纯粹翻译以外，仅1921年一年，他还发表长短文章共计五十几篇，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也是以河上、山川、堺等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显然，他在掌握了日语以后，通过阅读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一下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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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存统论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村社会脱离贫困、发展工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是否有效？中国是否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关乎他们所进行的运动为何必须存在的理论难题。施存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一个方面是，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单独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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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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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的精力和牺牲节约到最小量？知识阶级纵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却也握有至少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钥匙。总之，这要视知识阶级在多大程度上看清楚社会进化的方向，并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理解历史的必然而定。[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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