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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施存统对山川、河上非常崇拜[197]，当然不会不去注意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他试图以按照唯物史观来判断历史趋势（山川称之为“社会进化的方向”）的“人的努力”来弥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缺少的物质基础。社会革命的确需要“经济的必然”，但并不排除“人的努力”，即如下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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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支那实行共产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支那还非常薄弱；我们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就非努力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现在的支那，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们底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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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逻辑，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薄弱，但是，越是薄弱，就越需要“人们底努力”。他自己也认识到，严格地讲，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矛盾的，但似乎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大的错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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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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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接着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唯物史观”，而据那个“唯物史观”，“国际的社会主义战胜国际的资本主义”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并做出结论说，必须从这里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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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施存统的这些议论自相矛盾或者自卖自夸是容易的，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试图通过主体努力克服客观状况的倾向的萌芽。但是，我们面对施存统，不应该按现在的眼光去考察其议论内容的水准高低，而是应该看到，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尽管还有些牵强附会，却是努力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坚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甚至断言：“我们在支那提倡共产主义，决没有与马克斯底主张冲突；就是马克斯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产主义。”[201]这些话表现出的，是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信心；而给予他这种信心的，正来自他在日本吸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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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给予他的影响，也可以从他肯定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诀别方面看得到。使他开始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山川、河上根据该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工农专政的正当性的论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构想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实行革命的独裁。自1920年起，山川以及河上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这个构想是俄国革命中工农专政的理论根据。[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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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本在中国出版是1922年的事[203]，但是，1921年夏就有人介绍其部分内容，尤其是在政治过渡期无产阶级实行革命的独裁。这就是山川均1921年为《新青年》写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204]，以及施存统受此启发于同年8月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205]特别是后者，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成就。文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哥达纲领批判》，还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乱》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丰富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正相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髄所在。在此基础上，施存统明确地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又引用山川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见解（“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上述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一节），以证明自己的这个阐述没有错误。很清楚，施存统的这篇文章，是依据山川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翻译的山川均论文《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社会主义研究》三卷二号，1921年3月）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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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在《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一文中，对于曾被视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认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可以说，使山川转而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原封不变地被施存统继承下来，又通过施存统促进了中国国内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时值围绕社会革命中“独裁”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所以，从时机上看，施存统依据山川的见解来把《哥达纲领批判》具有的意义较早地介绍到中国，其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使他自己实现了转变，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遵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党”找到重要的理论根据。早期中共党员的必读书目《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出版），主要收录了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论文，其中施存统的文章仅次于陈独秀占到五篇（都是在留学期间写成）之多，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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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前后发表的《第四阶段独裁政治底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206]，也反映了山川均等阐述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施存统的影响。对于当时仍坚持认为“我决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207]的施存统来讲，从《哥达纲领批判》推论出的过渡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也是合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这样说：“无产阶级专政，本是一种革命手段，并不是共产党底目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期”和“共产主义半熟期”到达“共产主义完成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就会实现[208]，而通过唯物史观科学地预见到这一点的，就是《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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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哥达纲领批判》，一方面确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相同，同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种见解，实际上和这一时期的河上肇是相同的。[209]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施存统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步调一致。就这样，他无须丢掉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而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贯彻“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代手段”的样板。从这种观点出发，施存统对只注重理想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210]，并进一步声明：“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于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我所信的马克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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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激进青年从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而加入中共的典型思想变化轨迹。即施存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不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或者说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理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找到了通向“阶级完全消灭，国家也因而失其效用”的“无国家社会”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212]的理论；而这显然迥异于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里面存在的“放纵”、“懒惰”这些自古未改的性情大加非难的陈独秀。笔者认为，像施存统这样的例子当时绝非少数。这个时期的施存统毫不掩饰他对列宁的崇拜，说：“我很佩服列宁先生，我很希望大家都学列宁先生。”[213]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张景曾这样回忆施存统是如何表现出对苏俄的好感：“施君每日读书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他说：‘列宁在苏联一天要工作十八九小时，只舍得休息五个小时，像我们青年，应该更要比他努力一些才对。’我有一幅列宁像，他写上‘世界革命’四字，我贴在书案壁上。”[214]这大概是在山川均影响下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施存统1921年下半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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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研究》及其主编山川均，对施存统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影响非常大。实际上，施存统也是非常钦佩山川均其人的。他当时写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和山川均的活动状况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215]一文中，除详细载明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购阅时的联系地址、价格等以外，还对山川不顾肺疾倾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加称赞。同样身患肺病仍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肯定从山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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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自己说，他第一次去久已仰慕的山川家里拜访，是1921年9月。[216]当时，施存统已经翻译了山川的四篇论文，并且，如前所述，他已经在山川的影响下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必山川是很愉快地欢迎了这位“同志”的。而对施存统来讲，见到尊敬的山川，肯定也与其前见到堺利彦一样，是一大快事。他后来明确地对警视厅的警官说：“据我看，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位是堺利彦，第二位是山川均。”[217]也许与只读他们的文章相比，通过交谈，施存统更增强了对他们的敬意。后来，他们之间交谊没有中断，直到这年年底被捕以前，为了确认杂志上发表的山川论文空字，施存统还去拜访过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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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京被捕以及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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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日本小组”即施存统和周佛海接受的任务是，逐一介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联络日本同志”，发挥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桥梁作用。而施存统作为“日本小组”事实上的惟一一个成员，也确实执行了这些任务。在施存统1921年夏转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信徒”之后的活动中，有一件事不可不提，那就是在张太雷为推动日本方面派人参加预定在这年秋天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而秘密来日本时，施存统介绍张太雷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也就是说，10月上旬张太雷来日本后，施存统就躲过警察的严密监视出面斡旋，使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张太雷成功地会见了堺利彦、近藤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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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太雷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参加了“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邀请中国、日本的代表参加大会，于8月或9月回国，之后不久受马林派遣秘密来到了日本。[218]中共“一大”后仍然留在中国的马林曾经说过，张太雷受派遣去日本之后，才与日本同志接上了联系。[219]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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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所作的证词[220]（以下简称“证词”），以及他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221]（以下简称“口供”）记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张太雷带着“俄国过激派代表”“S君”（Sneevliet即马林[222]的秘密使命和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他租住的三崎馆，是在10月5日。张太雷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到后的第二天，就在他陪同下拜访了他曾经见过面的堺利彦，并要求派人参加“远东大会”。堺立刻叫来近藤荣藏与张和施会谈。不过，也许是施存统的日语还做不了口译，双方用英语进行了交谈。施存统在“证词”中还说，后来张太雷又与堺会见过一次，确认了派遣出席大会的人数；其中一次会见时，张交给近藤派遣旅费1000元，用的是朝鲜银行的百元钞，其中500元由施存统在朝鲜银行兑换成日本纸币，他自己也拿了100元，作为翻译日本社会主义文献的稿酬，并用这些钱付了拖欠的房费。张太雷完成使命回国是在10月13日前后，是从东京回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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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词”和“口供”几乎没有隐瞒任何事实，这一点后文还要谈到。不过，关于张太雷来日本的经过和离开日本的时间等尚有诸多不明之处，需要进行若干补充。首先，派遣张太雷到日本一事，马林似乎没有与陈独秀商议，而是自行决定的。根据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讲，在张太雷出发后才得到消息的陈独秀责备马林专横，二人因此产生了感情对立，最后导致陈独秀命令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发去密函，让施存统不要协助张太雷。张国焘详细叙述了这其间的情形，并称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223]张国焘还回忆道，幸好施存统把接到的密函拿给张太雷看后，接受了张的解释，张也才总算完成了任务。当时，陈独秀强烈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处理党务，对马林动辄摆出共产国际的权威不满意，这一点有关人士在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所以，陈独秀对马林，以及他的助手兼翻译、部分人评为“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224]的张太雷采取这种举动，是不难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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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太雷抵达和离开日本的时间，施存统在“证词”中分别说是“10月5日”、“10月13日”。但是，也有的警方资料说是“8月下旬”、“10月2日”[225]，无法断定。至于离开日本的时间，也有“8月下旬”、“12月12或13日前后”[226]等见解，也必须进行若干探讨。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与马林意见相左的陈独秀的动向。陈独秀为了领导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而离开广州是9月10日，同年10月4日被上海的租界警察逮捕，10月26日被释放，恢复自由。[227]据说，为了陈独秀获释，马林和从日本回国来的张太雷都做了努力，因派张太雷赴日而僵持的陈独秀和马林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缓和。[228]从上述派张赴日的经过考虑，张太雷赴日应该在陈独秀9月中旬到上海之后，其回国时间最迟应该在陈被释放那天以前。另外，日共领袖德田球一也回忆说，他为了出席“远东大会”而离开日本是“10月上旬”，是与张太雷一同乘“日本邮船春日丸”到上海的。[229]如果德田名无误，张太雷离开日本的时间可以通过查对春日丸的航海记录来确定。据日本报纸刊登的这一时期的航期表，该船9月25日、10月12日、10月30日自横浜起航。考虑到上海方面这一时期发生的情况，张太雷最有可能乘坐的是10月12日由横浜起航、经停神户后10月14日再起锚的班轮。而这个日期，与施存统的“证词”正好一致。虽然不能断定德田球一和张太雷乘坐的肯定是“春日丸”，从当时上海的情况考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施存统“证词”中所说的张太雷来去日本的时间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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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代表出席“远东大会”之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了。从这点看，施存统介绍张太雷和堺、近藤会见，其意义不可低估。他的存在体现了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或联结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工作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在张太雷来日本后不到三个月，他的留学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他因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的嫌疑而遭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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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施存统被捕的，是发生在11月下旬的所谓“格雷事件”，以及近藤荣藏受此牵连被拘捕（11月25日）后酿成的“晓民共产党事件”（嫌疑是散发传单宣传反对军队）。此前的研究，已经使“晓民共产党事件”相当清楚了[230]，此处不再详述。而“格雷事件”，与施存统也曾参与的共产国际和中国、日本的联络活动有关，又几乎没有搞清楚[231]，所以需要稍费笔墨。所谓“格雷事件”，是指一个叫鲍里斯·格雷（BorisP.Gray［Grey］）的人，因携带据信是提供给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作活动经费用的巨资（约7000日元）入境，于11月24日在横滨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事件。拘捕他的日本警方资料记载，1889年生于莫斯科的格雷，英国国籍，1920年前后起在俄国远东活动，1921年10月以达尔塔通讯社通信员身份来上海，与近藤荣藏派来上海传递“日本共产党”文件并接受活动经费的青年重田要一一同于11月下旬来日本（11月20日到长崎，22日住进横滨的宾馆）。他来日本的目的是接触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并提供活动经费，准备与近藤会见，亲手交给他5000日元宣传经费，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还写有山川均、荒畑寒村等的名字。[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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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格雷事件”牵连的近藤荣藏的回忆，与警方的这份资料基本一致。他说，经施存统介绍与张太雷会见后，为了领取早先约定的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和山川均一同写好了报告和纲领，交给尚未被警察注意到的早稻田大学学生重田要一送到上海。[233]而来人就是格雷。近藤大惑不解的是，重田确实完成了任务，转交时，警方也没有动他一根指头，而那些文件何以落到了警方手中？其实，重田在“格雷事件”前后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审讯[234]，结果，文件落入警察手中[235]，而近藤也因此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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