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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林报告》。卡尔图诺娃公布的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3，第37、39页）也是“所有的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另外，卡尔图诺娃在此处还注明，这不仅指中共的会议，也包括出席当时旅沪朝鲜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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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3页；《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松尾尊编：《续·现代史资料2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6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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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aich，op.cit.，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塞奇（T.Saich）所编资料集系对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整理而成，实属宝贵；但是，也有意见认为翻译和引用时应该慎重（Book Reviewby F.Christians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38，Part2，1993）。李玉贞编资料集，除了包括上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外，还包括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外交史料中有关马林的文件发掘而得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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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三方协商中，曾讨论把远东处设在上海。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经过一番周折之后，1921年1月，远东处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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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林报告》。马林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后，曾短期回荷兰（Saich，op.Cit.，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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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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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otes on a Conversation with H.Sneevliet，in Harold R.Isaacs（ed.），Documents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No.45，1971，p.102；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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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马林到中国的旅程，Saich，op.cit.，pp.31—33，以及山内昭人：《片山潜の盟友リュ卜へ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Ⅶ）［片山潜的盟友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Ⅶ）］》（《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社会科学）》第75号，1993年）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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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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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荷属印度总督的信（1921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4页；Dov Bing，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China Quarterly，No.48，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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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aich，op.cit.，p.33；《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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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福罗姆别尔戈，请参照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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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的信（1921年6月30日）》、《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有关人员的信（1921年7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一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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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致东京〈东方经济学家〉编辑三浦先生的信（1920年11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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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东洋经济新报》和三浦铁太郎，请参照松尾尊《解说·三浦铁太郎小论》（松尾编：《大日本主义か小日本主义か——三浦铁太郎论说集［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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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山内昭人：《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研究——片山潜·ボリシエヴィキ·アメリカレフトウィング［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片山潜·布尔什维克·美国左翼］》（ミネルヴァ书房［NIINERVA书房］1996年版）对鲁特赫尔斯及其与马林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详细。据该书第274—275页讲，鲁特赫尔斯1918年访日时，片山潜（时在美国）把三浦介绍给他（二人似乎还在日本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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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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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马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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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1年7月9日）》（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所引。补注——此函最近才公布了：《马林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7月9日，上海）》（收于К.Шевелев，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2001，No.4［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载《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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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saacs，op.cit.，p.102；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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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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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邓文光：《中共创始人“南陈北李”何故未出席“建党大会”》，载《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青骢出版社1976年版；原载：《南北板》月刊，1974年第53期。王其昌：《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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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绍康：《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回沪时间考》，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1921年）》，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4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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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拙搞《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A—4、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