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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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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博（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载《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年7月。这一期《新青年》注明发行日期为7月1日，但是陈公博的这篇文章讲的是7月下旬在上海的经历，实际刊行日期应该是8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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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南京大会记略》、《会员消息》，皆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9月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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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于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刘仁静以外的代表赴上海的行踪，请參照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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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俄文题目为：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 p тиив Кита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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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译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在该论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汉译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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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从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80年以后公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后，汉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收进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559页，但是，俄语原文尚未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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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另外，探讨这些文件的性质、内容的还有以下论文或专著：К.В.Шевелев，Кдатировке 1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3，No.1（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载《亚非人民》）；М.A.Персид，Охарактере записки《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в Клтае》，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3，No.1（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载《亚非人民》）；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陈小枚、齐得平：《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其中蜂屋论文的考证、校订尤其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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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151页；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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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26号，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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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С.М.Wilbur（ed.），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 Kung-po，New York，1966，p.79（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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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舍维廖夫在原苏联时期的研究（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中最早指出这个日期可能是笔误。后来，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再次论证是笔误，正确日期应该是“7月20日”；可是，中国学术界其后也没有考证这个笔误问题的迹象，现在仍然认为大会预定召开日期是“6月20日”。另外，舍维廖夫论文还卓有见地地指出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认为该文件开始是用英语写成，然后由不怎么擅长俄语的人译成俄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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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时间稍后的例子还有《罗易（N.N.Roy）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年9月17日）》（《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称，罗易在中国收到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是“七月底（原文：конде июля）”，但是，实际上罗易已经在7月上旬离开武汉，此处“七月底”应为“六月底（конце июня）”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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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前引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包惠僧还说，每人还领到了回程路费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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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丸山昏迷（丸山幸一郎）：《北京》，大阪屋书店1921年版，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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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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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中共有关人1949年以前的文章中，通常认为中共在1920年成立，而与翌年的第一次大会明显区分开来。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1927年1月，收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以及邓中夏1930年执笔的《中国职エ运动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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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姚金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国际专题讨论会（北京，1999年）上所作的综合论述”，载《陈独秀研究动态》2000年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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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例如，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报告文学，但是许多地方涉及中国的研究状况，以及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交流，具有研究史概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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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门研究陈公博硕士论文的英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С.M.Wilbur，ed.，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L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Kung-po，NewYork，1966）在中国大陆为人所知是在1972年前后，其详细经过请参照叶永烈《红色的起点》，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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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及S.N.Naumov，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mese Communist Party，in：С.M.Wilbur and J.L.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7927，Cambridge，Mass.，1989，p.452（原文是Калачев［С.Н.Наумов］，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Кантон，1927，No.1；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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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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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周佛海的回忆录后来被朱枕薪引用时去掉了姓氏不明的两位济南代表，只留下11个人（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载《新国家杂志》1927年8月第1卷第8号。该文曾被转载于《醒狮》第144一147期［同年8至9月］），其后又被反复引用，成为“十一人出席”说的根据。比如，大塚令三：《中国共产党の成立期に就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载《满铁支那月志》1930年第7年第1号；大塚令三：《支那共产党史》上卷，生活社1941年版，第18、23页；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收于《最近支那年鉴（昭和十年版）》，东亚同文会1935年版，第1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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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收于《“一大”前后》（二）。原文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9月第7卷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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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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