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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61，p.157（汉译本：《斯诺文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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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斯诺著、张宗汉译：《毛泽东自传》，延安文明书局1937年版；史诺著、张洛甫译：《毛泽东自传》，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史诺、萧三等著：《毛泽东生平》，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版。据说斯诺根据采访毛泽东的记录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是在1937年。延安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大概并非《红星照耀中国》的全译本，只译出了毛泽东半生的自传部分。至于《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的传播，请參阅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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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王政明：《萧三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6页详细叙述了萧三当时为写毛泽东传而多次采访毛泽东。另外，后来萧三就自己执笔的毛泽东传撰文（《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载《北方文化》1946年5月第1卷第6期）订正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十二三人”）时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事前未经毛泽东过目，文责全部由自己承担。但是，按常识考虑，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的毛泽东传，毛事前不可能没有阅读。再后来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9年），出席大会人数又被更改为“毛泽东等……共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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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的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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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人认为“十二人”的说法源自李达（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4期）。其根据是李达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为申请重新入党而写，被以《李达自传（节录）》为题收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记载中共“一大”出席人数是十二人。但是，“十二人”在此之前已经中共正式表态，所以，我认为，李达在申请重新入党时，尽管人名有所变更，而在出席人数上仅是照此说出而已。李达对于大会开幕日期也尊重当时的普通说法（“7月1日”），这点可以证明他是努力忠实于当时的正式见解的。不过，后来李达的自传无疑也成了“十二人”出席说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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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十二人”出席说形成定论影响颇大的，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事实上，胡乔木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曾经这样向毛泽东确认过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回答说：“是十二人”（《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1951年6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而在中国国外，在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后，多采“十三人”的说法。详见蜂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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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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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N.Wales，Red Dust：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1952，p.39（汉译：《“一大”前后》（二），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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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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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董老的嘱咐》，载《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5日，及“董必武给《新观察》主编欧阳柏的回答（1956年）”（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所引）。在“十二人”成为定论的时期仍坚持“十三人”说法的还有包惠僧，不过，他的情况有点特殊，即如同意“十二人”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自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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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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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收于：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编刊《中共“一大”资料汇编》，1979年版。所谓李达回忆录，指他1955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收于《“一大”前后》（二））。该文以后经更正，题目也改为《七一回忆》（《七一月刊》1958年第1期）、《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皆收于《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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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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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沈德纯、田海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人民日报》1961年6月30日。此外，董必武在1963年也陈述同样的见解，见前引《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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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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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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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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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比如，舒怀为纪念董必武逝世两周年而作《深切地怀念敬爱的董老》（《人民日报》1977年4月2日）依旧引用了1961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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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国内，一般学者得以看到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的汉译和董必武的更正谈话，是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1980年第1辑和《“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之后。实际上，中共一大的三个文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已分别在美国和苏联被发现、公开，所以只有中国将其作为“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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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请一并参照注63。李达其后也一直坚持不包括包惠僧的“十二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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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李达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1957年3月18日）》，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所引。同样的解释也见于《李达致中央档案馆的信（1959年9月）》，《李达文集》第4卷，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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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李达对叶蠖生的谈话（时间不详）》，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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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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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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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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