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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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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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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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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第19位），林彪倒台后的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列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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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李达、包惠僧、刘仁静皆被追究脱党后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别被扣上“资产阶级学者”、“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的帽子，受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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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1988年第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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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邵维正也是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这一中国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划时代著作中有关中共“一大”部分的执笔者，后来又出版了该部分的增补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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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不过，也有一些党史读物，为避免繁琐，把包惠僧也包括在内，称十三位参加者。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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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持这种见解的有，邓文光：《研究现代史的甘苦》，载《人物与思想》第18期，（1968年后被收进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东风出版社1974年版；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藤田正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の参加代表、会期につい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载《近代中国》第8巻，岩南堂书店1980年版；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1卷下，帕米尔书店1984年版，第646—648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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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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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据“蜂屋论文”载，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广州，1950年版）、《人民手册一九五一》（大公报社）等都写漏了何叔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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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45页；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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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照注57）和刘仁静的回忆（《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中，除陈公博外，还同时举出李汉俊的名字，说他们没有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据推测，这是陈谭秋写回忆录时，把警察搜查后的情景（李汉俊和陈公博都留在会场）与南湖会议的情景弄颠倒了；而刘仁静的回忆则被认为是模仿了陈潭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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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蜂屋论文”谈到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所写的参加者是十二人一点时说，“陈公博……在写‘十二人”时，应该清楚这一数字不包括自己在内”。但是，也不能排除他自己记错数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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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关于“七一”被定为建党纪念日的由来，请参照蔡林《党的纪念日“七一”的由来》，载《党史资料丛书》1979年第1辑；邵维正：《“七一”的由来》，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葵闻、李志春：《对〈“七一”的由来〉一文提点不同看法》，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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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这些论文被收于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以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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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比如，邓文光：《中共建党日期之研究》（《人物与思想》1969年第23期）是最早认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是与现今定论相同的“7月23日”，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不可靠的资料倒推出来的，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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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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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关于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译文，因其现在通行的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559页）不一定准确，而“蜂屋论文”中有经过考证和校订的日语译文，本书遇必要时，斟酌引用蜂屋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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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一段可以有两种解释，即开会是“7月23日”当天，或者是次日。但是，斯穆尔基斯的信（请参照注104）则明确地说，“从7月23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行文看，照一般解释，应该肯定是23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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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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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1921年8月1、2、3日，载《民国日报》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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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卡尔图诺娃在莫斯科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将其作为Новые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发表出来。汉译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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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各种见解有代表性者如下：【7月31日】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8月1日】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蜂屋论文”；沈海彼：《中共“一大”八月一日闭幕考》，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7期。【8月2日】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周子信：《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八月二日》，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2期。【8月5日】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曹仲彬：《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曹仲彬：《党的一大八月五日嘉兴闭幕考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载《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另外，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中记为7月31日。但是，该书的1987年版和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以及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都改为“8月1日或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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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认为是在次日召开的有：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认为是在第三天召开的有：《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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