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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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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在于性和道德的不同，在某些地方又是阶级之分。君子都依照大性发展，有良好的道德，而小人却依照小性发展，道德败坏。同时，君子和小人也属于不同的等级，拥有不同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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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劳心劳力分工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政治等级的划分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将人的地位分为“天爵”、“人爵”和“齿爵”，认为能够做到仁义礼智、道德高尚的人就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其他的人则为“齿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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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承认和肯定了阶级划分的事实，这与他的人性分析既并行，又有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抛弃人性相同论，认为君子保存了人的本性，而庶民则失去人的本性，使人性理论屈从于阶级现实；二是把人性相同论放在首位，用人性理论衡量各色人物，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本性。虽然孟子并没有反对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以道德来区分等级的思想，却对原有的旧的等级制度有一定的批判作用，提高了道德、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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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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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政治主张是性善论和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仁政说的理论前提是性善，所谓“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要求统治者实行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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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的具体内容包括：（1）给民以恒产，让人民生活无忧。恒产主要指土地和园宅，要使人民有一定的田宅、牲畜等，五十岁的人可以穿帛衣，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多口之家可以保证温饱。恒产不只是农民的生活保证，也是统治者能否统治农民的中心环节。“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是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2）赋税徭役有定制。轻徭薄役，不违农时。孟子主张什一税，征税率不能多于十分之一。对于布税、粮食税和劳役等，孟子主张不同时征收。（3）轻刑罚。孟子反对株连。（4）救济穷人。（5）保护工商。孟子主张市场上的房租和税只能二者取一，收房租就不能再收税，收税就不能再收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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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仁政，除实施上述措施的同时，也必须对人民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使人民对之纯熟通达；如果有些人教而不化，孟子认为应该绳之以法，对于极少数人甚至完全可以杀掉。这表明孟子也是讲法的，但孟子讲的“法”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教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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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能否行仁政是兴衰的根本。《孟子·离娄上》里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意思就是说，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他们实施了仁政，而他们最终又失去了天下是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实施仁政。孟子认为只要以仁政来争取和团结人民，就一定能够得天下的帮助；用仁政来统一，也只需要有七十里或者一百里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就可以了。这种思想明显是把仁政理想化了，显然不符合当时整个中国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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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臣和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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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权神授和君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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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君主的起源，孟子承继天命论，认为君权神授。但由于王位是天授的，因此王不能将王位看做个人私有物，不能私自处理，也就是“天子不能与天下与人”。而且，君主必须施仁政才能保住王位，否则天怒人怨。君主的品质是维系天下的纽带，君主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就应该学习仁义礼智。在道德修养上做到了极致，就成了圣人，而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样君主就完全具有了登上王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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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家天下”的时代，即使一个王是圣人，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子孙都是圣人呢？就像商汤是圣人，可商纣王却是一个暴君；周文王是圣人，可周幽王也是一个暴君。孟子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家族的祖先可以因为自己是一个圣人而成为君主，以后他的子孙就只需要继续遵守祖先制定的成法就可以了，“法先王”就成为这个政权的全部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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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上述观点一方面向君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认为君主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和天下的表率，而不是道德服从于权力，对乱君暴主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孟子又将天下的命运和君主联系在一起，承认君主的地位，认为君主是天下之主，拥有最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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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画像。周文王是圣人而成为君主，之后他的子孙周幽王却是个暴君。由此孟子提出了“法先王”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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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臣的作用和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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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重视臣的辅助作用，认为治国不用贤则亡。他说尧为君主时以得不到良臣舜而忧愁，舜为君主时又为得不到良臣禹和皋陶而忧愁。理想的臣子对君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良臣对君主则不能以顺为上，而应该以道义为基础，帮助君主立志于仁，反对君命无二的观念。对于只知道阿谀奉承、讨君主欢心的臣子，孟子对他们深恶痛绝，称他们为“罪人”。孟子认为君臣关系能否融洽，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平常的态度对待臣子，强调君主应向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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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企图在权力和道德、知识之间建立一个制约圈，君主权力在现实中至上，但道德、知识在观念范围内高于权力，从而给权力以制约。对于不像君主的君主，孟子认为能力不足的应该归隐或者禅让，不用心治理国家的君主可以易位；而对犯有极大错误的君主，人民和臣子可以将其流放，如果其能够改过自新还可以复位；对于暴君则可以直接杀掉。伊尹流放太甲的故事就是一个流放君主的很好的说明。太甲是商汤的孙子，伊尹则是商朝的开国元老，太甲破坏了商汤的法度，于是伊尹就把他流放到商汤的墓地桐宫，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经过三年的时间，太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悔过；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聆听伊尹的训导，最终仍然复归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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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和看法在实际中未必有用，而且很难实现，但在理论上否定了君权的至上性，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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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利关系和得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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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从仁政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义利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对于不同的对象，义与利的关系也不同。对统治者，应该先仁义后利，只有先推行仁义实施仁政才有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君主才有可能获利；而对于民，则是先利后仁义，也就是说只有先给人民以利，人民在丰衣足食之后才有可能遵从仁义等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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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民极为重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有两方面的含义：（1）民之向背关系国家的兴亡；（2）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他认为诸侯无道，危害国家，可以废暴立贤；土谷之神不能帮助人民抵御灾害获得丰收，可以毁坛更置；但是人民却不可能“更置”，如果不实施仁政，人民就会逃散，甚至起义。他曾经多次劝喻梁惠王，说如果因为自己的欲望违背农时使人民无法耕种，父母兄弟妻子无法温饱，甚至饿死离散，那么君主再征调他们去打仗，他们一定不会为这样的君主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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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统治者得民的关键在于给民以物质利益，给人民以生活保障。实施仁政也是统治者得民的基础，因此包括给予人民以恒产、轻徭役刑罚在内的仁政措施都是统治者得民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