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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道、霸道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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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霸道在春秋就已提出，无明显对立。王道统一指的是君王，霸道指诸侯扮演王的角色。王道霸道都是被肯定的，没有什么褒贬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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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视两者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王道即仁政理论和政策，是历史上一些圣人所实施的一些制度和方法，要点在于得民、行德和服民心。霸道则是假借仁义之名，谋取自身的利益，以力服人，不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认为统一的根本在于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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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治从其基本宗旨上说是王者“与民同乐同忧”，他引用《尚书》中老百姓骂夏桀的话来警告梁惠王：如果人民都愿意和你同归于尽，虽然你有台池鸟兽，能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呢？当齐宣王问孟子为什么周文王有方圆七十里的狩猎场人民还觉得小，而自己的狩猎场只有四十里却受到人民的指责，孟子的回答是：文王的狩猎场，人民也可以共享，可以进去打猎，可以进去砍柴；而齐宣王的狩猎场却不允许人民进入，一个人如果在狩猎场里打了一只麋鹿甚至会被判死刑。孟子的意思就是要齐宣王与民同乐。同时，他还教育邹穆王在人民年成不好的时候应该与民同苦，而不能在自己的粮仓里储存很多粮食坐看人民饿死。这事实上就是教育君主要与民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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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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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推演，他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因此对整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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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重仁政、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一方面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冲击了君主的权威，使其无法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仁政说有利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发展社会生产。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新的意义，而且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以后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民主思想就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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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孟子的思想根本目的仍在于为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作指导，如何使人民更加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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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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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成就秦帝国的思想者——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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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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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画像。韩非（约前280—前233），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其学说为秦王政赏识，后遭李斯所害。著《孤愤》、《五蠹》等55篇，收入《韩非子》。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政治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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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但是史料上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出生情况的详细记载。当时正是公元前280年前后，强大的秦国早已雄视天下，迫不及待地要一统六合了。暂时还保有自己国土的君主们都在忙于应付如狼似虎的强秦，史官们的笔下也只是国家与诸侯，只是征战与死亡，只是杀伐、臣服、颠覆和消亡，新的帝国还没有出现，旧的诸侯已日薄西山。没有人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秦国的边界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祭祀的时候，宗室牌位前面是否仍然能够看见青烟袅袅。国家的命运都如同蒲草，在时代的旋涡中挣扎飘摇，哪里还有机会看一眼升斗小民的生死悲欢。活着的人仓皇保命，而死去的人万事已了，只有新生的，不知道是要把命运交付给这个时代随着它沉浮，还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命运倾听民众的声音。在秦国以外，王子和贫儿一样，宗室和平民相同，逝者已逝，却没有人顾得上为新生儿祈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韩非的诞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只是韩国君主的妾所生的“侧室公子”，而且口吃。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各国都有一大群。他们离权力太远也离责任太远，没有谁会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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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人预见到，几十年后，人们甚至忘记了最后一个韩国国君的名字，却记住了这个身份低微的宗室之子——韩非；几百年后，人们不再追想六国昔日的繁华，却念念不忘韩非的言论；几千年后，甚至连大秦帝国的版图都开始在历史的烟尘里变得模糊，“韩非”这个名字仍然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熠熠生辉。人们不再叫他韩国公子非，而是称他为韩非子；他不是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后裔流传下来，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受到后人的尊崇与探究。史书上这么记载他：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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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名字之后，才是那些诸姓王朝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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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画像。韩非才华横溢，但却遭来了李斯的嫉妒，被陷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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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韩非看不到这些，他能亲见的只是他的那个时代，只是他的故国在剧变的边沿无法挽救地衰亡。韩非早年曾与李斯同学，师从荀子，后来两人都抛弃了儒学的观念，改投法家的门下。思想既异，师徒名分便也无存了；拜别荀子之后，李斯西赴秦国，做了秦国的客卿；而韩非带着一肚子的文章学问和治国之道回到了韩国。这个时候的韩国，内有悍臣用事、庸主无能；外有强秦压境、朝夕不保。韩非目睹韩国衰微不振，不忍心看着它走向灭亡，于是急切地寻求救弱致强之道。他深知秦韩的利害冲突，曾多次上书韩国国君，提出自己关于富国强兵的韬略，力陈变法之利，但是终因身份低微而不受重视，激愤之下退而著述，留下《说难》、《孤愤》等十余万言。他的思想虽然是出于为韩国寻求救亡之道，但却是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而得出的国家强盛衰微的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迁在评价韩非的著作时说他是“观往者得失之变”，是相当中肯的。尤其是在当时一强七弱的局势下，韩非的著作对各国的现实政治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所以在当时就流传很广。秦王嬴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极为欣赏，甚至引为知己，击案而叹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了得见韩非，嬴政发兵攻韩，韩王无奈，只得派韩非使秦。但是韩非到了秦国之后，一方面因为韩国公子的身份不被信任，另一方面因才高遭嫉，受到李斯和姚贾的陷害，冤死于狱中。是年为公元前233年，三年之后，秦国灭韩；十二年以后，秦一统天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虽然韩非已死，没有亲眼看到韩国的灭亡，但是秦国一直推行的都是韩非李斯一派的法家路线，后来又成为秦帝国统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是成就秦帝国的思想者。法家思想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构架奠定了基础，他们所提出的统治方略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并且影响深远。虽然在秦以后，韩非和他所代表的法家学说日益被看做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异端，但是事实上，在历代帝王的统治当中，都能找到法家思想的痕迹，法家的施政方略依然为统治者所重视。有人说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是“外儒内法”的，儒家占据了庙堂里绵绵不绝的香火，而法家却悄悄地根植在帝王的心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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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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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在西周的时候，一切政治行为都很讲究规则，甚至连战争也不例外，“周礼”是后世儒家所遵循的道德与伦理典范。但在春秋时期，国家与国家间的征战日益增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道德的原则在战场上带来的是更多不必要的损耗和伤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新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主张开始将道德原则驱逐出战场，于是开始了“春秋无义战”的局面。这一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最终成为崇尚“力”的法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在法家看来，道德是源自于力量的，没有力量作保障，任何道德都只是空洞的说教。韩非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且把它进一步系统化和极端化，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彻底的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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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这种观点，源于他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在他的观念中，社会的进化源于物质匮乏或分配不均引起的争夺与战争，而不是源于道德。道德不是先验的和不变的，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而那些被看做是道德规范的所谓“仪礼”，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脱离了实际政治的需要，不加区分地应用于实践，则只能是僵化的和愚蠢的。政治应该是随时随世而变的，因此统一的和固定的道德体系是无理的。同时，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是由人的本能需要所决定，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们一切行为的直接动力是追逐利益，所以不必用道德去衡量和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以利益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包括像父母子女这样的亲缘关系都是用利益计算的，那么就更不用说君臣关系了。儒家学派强调君臣相依，君臣之间以信、忠、仁、礼相待，在韩非看来这完全是欺骗人的谎言。他告诫人们不要相信这一套，直截了当地指出君臣之间是赤裸裸的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更不必讲什么道德，“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相互交换而已。在这样的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在这样的人性前提下，政治只是大家逐利的手段而已。在利益的驱动下，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全部都显得苍白无力。一切政治行为都是从现实出发，必须服从现实的需要，而不能以道德为出发点和原则。如果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或是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是过于迂腐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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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接受了老子关于世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但是他远比老子更加激进也更加极端。他虽然也认为矛盾双方是可以转化的，却特别强调矛盾着的双方的对立和相互排斥。如果要双方共处的话，必须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者是一方占有绝对优势。只有双方有上下之分，下服上从，才能够上下调和。从这一观点出发，由于人的本性都是私利的，都要追逐自己的利益，因而国君和臣民的利益也就会有冲突。儒家所提倡的君臣之义，强调君臣之间利益和冲突的调和是不真实的，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牺牲臣民的利益。他明确地提出，君主的利益是高于国家之利的，“国者，君之车也”，国家不过是君主用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韩非在君主利益和臣民利益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明确的、坚定的“君利中心论”者，这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夏王朝开始，一直到周，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虽然大家对国君的称呼不同，但是实际上都实行君主政体。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君权是授命于天的，因而有着先验的权威性。君主、社会、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君主的利益同时就意味着整体的、社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同时，韩非又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对“道”的精神很感兴趣，他把在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对万物有支配作用的道引入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君道一体说”，认为君主虽然也受“道”的支配和制约，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君主是“道”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对应和同体的关系。因此，臣民必然要受到君主的支配，对君主负有服从的义务。君主应该是和“道”一样，具有至高无上性，因此君主的利益是高于国家和臣民的利益的。另一方面，提倡君主利益中心也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在韩非生活的时代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执掌着国家的大部分资源，当君主利益和臣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占据有利地位的就是君主利益。所以，要顺应民众的天性，利用人们的好利之心，以“利”为诱饵，引导和动员人们为君主的利益而劳作，使臣民能够为君主所用，成为实现君主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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