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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彩绘铜车。表现了秦王出行时的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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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性是私利的，并且臣民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处于冲突对立的地位，要想保全一方就必须完全牺牲另外一方，而君主又仅仅把臣民当做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那么，怎样才能把民众追逐利益的过程变成为君主的利益奔命的过程呢？使臣民为君主所用，这一目的又应该如何达到呢？韩非认为不必简单地要求臣民克制自我欲望，而是要采用利导的方法，使臣民的自主行为产生的效果有利于君主。因为好利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任何想要改变它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勉强的改变只是逆天而行，是不能够持久的。在一个国家当中，君主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之所以能够高高在上，关键在于由国家体制造就的臣民不得不服从于君主的形势。所以，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民者因于势”。只要造成了臣民对君主绝对的依附关系（势），便能够借助民众逐利的本性来为君主的利益服务。韩非用一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明主之牧臣，说在畜鸟。驯鸟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持人而食，焉得不驯乎？令臣不得不利君禄，不得不服上之名，夫利君之、服上之名，焉得不服？”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和生死予夺的权力，一旦君主失去了“势”，便丧失了做君主的资本，也就不成为一个君主了。韩非在强调了“主失势而臣得国”，强调了“势”对于君主来说的重要性之后，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两种。自然之势就是指客观的既成条件下掌握权力和对权力的运用，比如说君主握有全国权力的支配权，掌握着国家机器，这就是他先天具有的自然之势。但是对于君主而言，自然之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既成的事实，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真正重要的在于人为之势，也就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人为之势的造就要依赖于自然之势，而它的核心就是要使好利的臣民不得不为君主所用，不仅要“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而且还有造成臣民生计和幸福完全仰赖于君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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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造就人为之势必须要依赖的方法就是“法治”与“术治”，所谓“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治是统一民众思想和行为最有效的方法，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治国的根本，也是君主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的手段和途径。法律出自于君主之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其基本原则就是要体现君主的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法律就是要依靠国家的强力来保证君主的利益可以实现。韩非更进一步提出，只能让人们不敢做或者不敢说的法律还不是最好的法律，因为它只能禁绝人们的言行，也只是从身体上强调了君主以外人人平等，保障了君主的权威；更完善的法律是应该深入人们的心灵的，是“以法教心”的，是要把对君主的尊崇与服从根植于臣民的意识之中的，因而更有利于达到君主造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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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并巩固君主的人为之势，仅仅依靠法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君主的“术治”。法强调的是制度，是公开的，适用于治民的；而术强调的是技巧，是隐蔽的，是用于驭臣的。“术者，藏之于胸，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更具有私密性。它分为神秘之术，以增添君主的权威；决策之术，以保证君主对事务独断独决的裁决力；御臣之术，一般的规则是任能授官，赏罚严明，“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行其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还有抑制重臣之术等。术治与法治是同等重要的，都是为了造就君主权威至高无上的“势”，形成一种“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的政治格局，君主“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其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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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提出，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有效的、并且是根本的手段之一就是重视思想教化，“以法教心”。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法家学说中禁绝百家的特点和倾向。韩非把法家学说与诸子之学都视为不可同存的对立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对儒、墨之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儒、墨所讲的仁爱之道，是与人好利的本性相违背的，因而是虚假的和有欺骗性的。而仁爱慈惠是与法对立的，它表现为人治和心治，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若是以此作为施政的原则，则是多变的和危险的。没有特定的界限和标准，仁义与残暴只是一线之隔。同时，他还指责儒家和墨家的思想言论皆辩而无验、迂而不实。除此之外，他对其他学派的思想也多有批评，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和“唯我独尊”的信念。这种思想和秦帝国的皇权结合在一起，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性，终于导致了函谷关外“焚书坑儒”【3】的惨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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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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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颇受欢迎的学说之一。韩非主张的君主绝对权力、以严刑峻法为手段、武力兼并天下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结束战争、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恢复社会秩序等目标来说，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秦王朝的出现，实际上是法家思想在实践中的胜利，从此统一的中央政权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法家思想中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发展进化观以及“法不阿贵”的法治原则，到今天都还有着一定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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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那赤裸裸的非道德的政治观念、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的权术思想终究为主流政治思想所不能容；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政策被后来的帝王或明或暗地接受和效仿，终究成为中国政治统治中不能消散的阴霾。不可否认，韩非的思想当中有很多见解都相当地深刻而且精辟，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事物的本质，带着一些残酷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一旦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便难免有些失于偏激和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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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建立统治以后，依然以法家思想作为施政指导，严刑峻法以治天下，传二世而亡。这其中，谁也说不清楚法家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韩非已逝，只是看不清在历史的角落里他脸上的笑容是得意还是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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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却是成也韩非，败也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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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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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天子的权柄——董仲舒的封建大一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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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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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画像。董仲舒（前197—前104），广川（今河北省）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时，上书“天人三策”，被武帝采纳。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人性三品论，宣扬历史循环论。著《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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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汉信都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约出生于公元前179年，为人正直，精通五经，尤其是《公羊春秋》。据说他家中有一个花园，能够自己读书而“终不问家产”，三年未曾窥视花园一眼，因此他应该至少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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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景、武之世，是西汉初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在政界和学界均有极大影响。汉景帝时，董仲舒为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下诏举拔全国贤良，并亲自选拔，董仲舒做了三篇对策都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因此被委任为江都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个好勇之人，有夺取中央政权之心，而且希望董仲舒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但是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于是劝喻刘非“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最终使其放弃了篡逆的想法。后来董仲舒受到丞相公孙弘的排挤，原因在于董仲舒看不惯他的阿谀奉承从而导致了公孙弘的嫉恨。因此，在公孙弘的怂恿之下，汉武帝派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曾经多次杀害自己的国相，公孙弘的意图就在于借刘端之手除掉董仲舒，达到自己排除异己的目的。公孙弘没有想到的是，董仲舒凭借其名声和才能使胶西王刘端为之折服，对董仲舒礼遇有加。尽管如此，董仲舒仍然担心时间长了会得罪胶西王，于是称病辞职，专心在家著书立说。即便如此，“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老年后他终老于家，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有一次经过其陵墓还特意下马致意，他的陵墓也因此被称为“下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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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现存的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17卷82篇，以及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中的《天人三策》。他的其他许多著作都已经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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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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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创建政治学说有两个认识前提：一是对西汉时代政治弊害的基本估计，另一是对整个社会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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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西汉谋求长治久安，是董仲舒政治理论和政策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愿望，董仲舒从宏观上对整个社会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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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体系与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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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时期就有天命、上天等神学的观念，但是三代之后这个观念就慢慢淡薄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也受到冲击，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就没有神学理论的踪影。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的话，荀子也说“人定胜天”。汉朝建立之后，为了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巩固和稳定统治，天神观念又逐渐开始流行，例如关于汉高祖刘邦是“龙种”的说法等。为了迎合这种统治的需要，董仲舒也开始臆造所谓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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