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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画像。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因事被贬为阳山县令。赦还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做《原道》、《原性》、《师说》等名篇，有《昌黎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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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早年丧失父母，由兄嫂抚养长大成人。贞元八年（792年）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等职。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唐宪宗时，曾随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升为刑部侍郎，后因直言谏书，反对迎奉佛骨，触犯宪宗皇帝，被贬为潮州（广东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诏回京，此后历任京兆尹、兵部侍郎及吏部侍郎等职，卒后谥号文，史称“韩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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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之后形式主义的骈偶文，主张写作内容充实的散体文。他自己身体力行，在继承秦汉古文基础上创新发展，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如《师说》、《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序》、《说马》等。由于他的倡导，散文得到了新的繁荣和发展。其散文雄奇奔放，其诗内容比较广泛，也力求宏伟奇崛，用字险怪，被后人称为“硬体诗”，对宋代诗文影响很大，是古代文学发展中最重要的革新家之一。他“文起八代之衰”，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为“韩柳”。后有《韩昌黎先生集》传世。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道统论和性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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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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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道统论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道统，即道义传承的统绪。在《原道》一文中，韩愈针对佛教、道教的“法统论”，明确提出儒家道统的传承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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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佛树儒，针对佛教有从释迦牟尼到慧能的一脉相承的祖统这一点，韩愈虚构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的道统，把儒学的渊源上溯到远古的圣王，奉之为文化正统。韩愈以道统的传承人自居，致力于重建儒家的道统论，并把一切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学说统统归于异端。尽管道统论的基本思维方式为儒家文化所固有，但它的提出还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表明，儒学开始自觉地以道来概括、统辖自己的学说体系，并以自家的道、道统，对抗异端的道、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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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思想上，韩愈把应天道、顺自然的法天思想与合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综合在一起，主张以孔孟之道重整伦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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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认为，人类的一切规范和政治制度都是道的具体体现，包括礼乐诗文、人民、衣食住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人们应该身体力行地去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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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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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儒家人性论。他认为，佛、道两家的人性论不以仁义言性，属于异端；而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又都是有偏颇的。他以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说和道即仁义说为基础，继承、改造汉代以来的性品说和性情论，提出自己的性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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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认为，性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而仁是基本的，是第一位的；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性和情不同，性是先天的，情是后天的。先天本性决定着后天之情，后天之情又是先天本性的外在表现，情和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人类的性和情都是有品级的。性有三品，情也相应有三品。上品之人本性善；中品之人本性善恶相混，可导而上下；下品之人本性恶。韩愈的性品说把仁义礼智信说成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把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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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性品说认为，人性生来就有品级，上品自然向善，中品需要教化，下品惟可刑治。因此，实行移圣贤治愚者的君主制度，以仁义教化中品之人，以刑政制服下品之人，是天然合理的。韩愈的性品论不仅论证了修养正心、礼乐教化的必要性，而且论证了严刑酷法的必要性。在韩愈的理论里，由于上智与下愚的不可改变性，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不可变更的，因此韩愈的理论也只是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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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性品说使儒家的人性论更加精致细密，在儒家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为理学的“存理灭欲”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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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韩愈以卫道士自居，力主独尊孔孟，罢黜佛道，弘扬道统，其思想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论是唐代儒学在理论上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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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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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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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年）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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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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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从社会矛盾、社会进化和历史趋势的角度，论证了政治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国家制度随形势的变化及郡县取代分封制的必然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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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把社会矛盾视为君主制度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君主与国家产生于武力和争斗。斗争产生了君主，斗争又推动了君主制度规模的膨胀，最终形成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在争斗所造成的历史趋势下，君主制度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商周时，人们普遍接受各级君主权位世袭的做法，因此也只能实行分封制。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的权力。可以说，国家政体历史演变的总趋势是权力日益集中，因此废封建、设郡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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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认为分封并不是最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只是国家政体形式发展长链上的一个环节。实行分封是商周时的风俗和实力决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相比之下，郡县制有利于选贤任能，是优于分封制度的国家政体。他指出，封君权力过大会导致政治动乱，而郡县制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这都是有历史经验作为依据的。西汉前期实行分封制，后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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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柳宗元认为藩镇割据是由于兵骄将悍所致，与实行郡县制无关。要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把兵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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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立志行道，关心民众疾苦，激烈抨击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既富有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清新、深刻、脱俗。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首屈一指。这一切都确立了柳宗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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