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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轰动了全国。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领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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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后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不安于这样一个小官，而是继续他的变法主张。同年5月29日、6月30日，他又两次上书。第三次上书是对第二次上书的修改和增补，请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这次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并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甚至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在第四次上书中，康有为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损害“君上之权”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顽固派拒绝代呈，这次上书光绪帝也没有看到。不过，这时光绪皇帝已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所了解，并且内心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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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经过几次上书变法的失败，认为应该首先由士大夫做起，向士大夫宣传外国的思想和情况，最终再通过皇帝来推行变法。于是，自己出资与梁启超等学生一起创办《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并免费向朝廷士大夫分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维新变法成为一时之风。除了创办报刊外，康有为及其弟子还在北京和上海创建强学会，宣传维新变法，同时也为维新变法培养力量。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朝廷的一些官员也逐渐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维新活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慌，所以不断进行压制，强学会也遭到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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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并提出变法的具体计划，但这次上书仍然没有能够到达光绪帝手中。但是很快，光绪帝就命令李鸿章等召请康有为到总理衙门询问变法事宜，于是就又出现了上清帝第六书，也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具体的变法主张。2月，又有了第七次上书以继续推进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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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旧照。谭嗣同（1865—1898），中国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创立学社。1896年著《仁学》。1898年被征入京，任四品卿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9月政变发生，被捕入狱，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等同时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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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努力之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变法终于拉开了帷幕。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和主张，光绪帝颁布了很多变法诏书，维新派人士也开始为变法的具体实施奔走，变法似乎要为中国带来一片新的生机。然而，仅仅103天之后，变法就因顽固派的阻挠，以“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而终结。谭嗣同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变法划上了英勇惨烈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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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康有为对其持敌视态度，坚持保皇的立场，同革命对抗。他曾经组织保皇会、担任孔教会会长、参与张勋复辟，并撰写大量文章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最终他的理想趋于破灭，无法阻止清王朝的覆灭，也无法阻止民主革命的进行。1927年，康有为默默病死于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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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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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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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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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西学涉猎很广泛，各种自然科学都有所接触，因此形成了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宇宙发展观，在其著作中表达出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矛盾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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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习西学的同时，康有为对我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根据变法的需要，形成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发展观。公羊三世说源于《春秋公羊传》，其中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语句。董仲舒据此将春秋时的史实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种。后来又经过东汉何休的进一步发挥，认为“传闻世”是“衰乱”，“所闻世”是“升平”，“所见世”是“太平”，这就是“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说的由来。康有为在经过不断的思考与修订之后，提出封建主义君主制是“衰乱世”，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是“升平世”，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是“太平世”。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必然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进化，但是历史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因此在当前阶段只能先发展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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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君主立宪制具有合法性，康有为提出了自然人性论。他坚持人性非善非恶论，提出“人欲”就是“人性”，人民有权利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这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每个人同样的人性，因此，人性是平等的。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应该具有权力，而不应该是只有少数人拥有权力，因此，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使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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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法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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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康有为提出要建立一个以皇帝为元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他主张学习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修改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他指出，在清政府现有的政府机构内，皇帝可以作为元首，具有最高的权力；军机处可以作为政府，具有行政权，六部属于行政的具体执行部门；御史行使监督职能，刑部是执法机关，缺少的是类似于议会的议政机构。因此，康有为提出设立制度局，主要职能就是议决政事、制定宪法。制度局的人员由皇帝精选天下英才担任，可以不受出身资历的限制；制度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个分局，分管各部门的政务；在地方上，地方政府可以精简为道、县两级，每道设民政局，每县也设立民政分局。康有为认为设立制度局是维新变法的核心内容和实质，事实上是资产阶级企图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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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堂匾额。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教育改革之首项议题。戊戌政变后，慈禧重新训政，立即宣布废除百日维新的上谕，复辟一切旧制，但是维新期间所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京师大学堂即是当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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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康有为提出要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开矿山，修铁路，造船舶，发行钞票，开办银行。同时，康有为还要求奖励工业创新，采用大机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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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教育上，他要求改变科举制，废除八股文，在科举中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康有为还要求向西方学习，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以逐步改变全国“民多士少”的局面，在学习内容上则既要学习传统知识也要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康有为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创办报刊、学会，兴建图书馆、译书局等，开通社会风气。这些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地兴办了一批学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就是在这种风气下筹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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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这些变法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强国富民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尽管他作过一些妥协，但最终还是遭到残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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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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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变法之前的1884年，康有为就形成了他的大同思想的初步构想。但是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实现还为时尚早，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因此当时康有为不愿意公开发表其大同思想，只是在讲学时对其学生略讲一二。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到过很多国家，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更深的认识，又受到19世纪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的大同思想有了一定的改变和补充。1901到1902年间，康有为在印度完成了他的《大同书》。直到此时，康有为仍然认为为时尚早，如果过早发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有可能引起社会的混乱，因此直到康有为逝世九年后，《大同书》才全文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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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余万字，分为10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苦难，认为这些苦难根源于世界上存在的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因此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打破这九界。《大同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打破这九界以及大同世界的美好景象，康有为在这部书中充分发挥了想象力，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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