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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在治学中也实践着学术与政治相结合，通经以致用的观点。他文章多做政论，师学今文经学以后，又以此作为武器，“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借以抨击时弊，倡言变法，成为把经学引向时政的带头人。这种方式，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和可行方式，启发和引导了维新时期的思想家，进而引发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从后来维新变法时期的“托古改制”等思想中，仍然可以寻觅到龚自珍的思想特点。他开了晚清一代士人议政的风气，否定了清王朝的言论控制，一代宗师的地位是难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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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制度的多种弊病逐渐浮现的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王权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变本加厉地加强专制统治，而专制统治反过来又暴露出更多的制度与社会的弊端。封建君主政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封建末世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刺激着时代的思想者，使龚自珍的理论中充满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造成社会黑暗和腐败的专制王权，向封建帝王的权威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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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中的绝对王权是对人才的异化与摧残。封建君主为了保有无限的权势和利益，对天下人才除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术以外，还要塑造“唯我才高”的形象与威信，封建君主的权威与才干是不能受到质疑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封官设吏，虽然有选任贤能之意，但是君主与官员的关系却形同主仆地位，等级被强调而才干成为次要的因素，有些甚至因亲疏关系而定职位高下，才能完全不具有参考价值。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官僚体制下地位与才能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主人之遇大臣如遇犬马”，每日大臣拜见皇帝，“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久而久之便没有什么廉耻可言，因而便会危害政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调整君臣关系，变主奴为主客，臣子效力从政而不为王者之奴，为人君者要礼遇群臣，即“历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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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君主制中，君王通过对选仕资格的设置和对多种律令条例的制定来约束和控制天下臣民。这种严格控制的结果只能造成政治的僵化。臣子处于这种僵化的、时时受束缚的制度之中，即使很有才能也无法发挥出来。“乃卧之于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以冥心息虑以置之。”在这样的钳制之下，连圣人都难以有所作为，更何况资质平平者，这实质上体现了封建王权下，士大夫阶层自由独立思想的觉醒。他把一切弊病都归于皇权，归于最高统治者的绝对专权，并从施政效果的角度对君主专制的制度与精神提出了批判，论证了其不合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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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龚自珍从人性的角度入手，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判。他提出人性是为私利的，国家君主自然也不例外。以帝王之私要求群众为公，要群臣的大公无私为帝国的一己之私服务，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帝王既以天下为私，则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候讲仁义廉耻。为达到统治，维护私利，他们甚至不惜任何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气节的士人要在王权面前保持尊严，维持亲疏适度的宾主关系，不自轻自贱。“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才能维护独立的人格。他的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虽然表面看来只是仪礼方面的细节，但却是对封建君主权威的否定，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反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自由平等关系的争取，是仅限于君臣关系间的，君民关系不在龚自珍的关注范围内。在他看来，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对平民的奴役和民众对君主的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因而，龚自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对是不彻底的，这是其对封建制度批判的局限之处，并且这种局限带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是无论如何，龚自珍的思想对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皇权提出了挑战，成为后世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和制度批判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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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黑暗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龚自珍呼吁“更法”，开出“医国”之方，提出了变革的思想。他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制度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因而世无常法，亦无定制。社会的兴衰如同一天当中的晨时、午时和昏时一样，是有规律地变化着的，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而在危机面前，唯一的出路和解决方法就是改革。若是“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侈”，结果只能是政权的更替与社会政治的重组。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龚自珍开出了一张“医国”的药方，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上。在政治上，主要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要求对封建君主的专职权力加以限制。具体地说，是要改变君臣相见的礼仪，以恢复臣僚的人格尊严，增加各级官吏的权力与俸禄，相对提高他们在官僚体系与施政环节中的重要性。这样既限制了王权，又鼓励了官员的积极性。相应地，龚自珍还对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给出建议，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策论，用人唯贤而不论资格等等。在经济方面，龚自珍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和建议，比如限制对外贸易、移民开发西北等。但是他最主要的思想还是体现在《平均篇》和《农宗》里面。他提出了“田相齐”的主张，并且设计了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来解决历朝历代都没能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在这一方案里，他主张按照封建等级划分来分配土地，把土地分别授予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分的大小宗主，而不是授予男丁。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方案，使农宗成为万世不变之根基，以此来限制、避免或消除由皇权、特权所造成的一切违反这一制度的“不平”，或是其他弊端和不安定因素。在如何消除社会的“贫富不相齐”的问题上，龚自珍提出要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道德或是刑罚的力量来“正世俗”，“定民心”。这显然是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违背的，与他提出的“农宗”制度一样，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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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的鸦片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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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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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思想，仍以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为主。虽然他对社会的批判始终没有超出一般针砭时弊的范畴，对于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本质性的突破，但是，他毕竟是第一个对清代政治作了强烈的否定批判的思想家，第一个突破了清代二百年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时代变革的敏锐把握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代表着封建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代表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共同主张。后世的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思想以及鸦片战争【10】后的维新思潮，虽然不能说直接受他的影响，但是溯其根源，总能在龚自珍这里找到些启蒙的细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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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龚自珍病逝于丹阳书院，这一年鸦片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变局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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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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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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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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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70年代，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为了挽救民族于水火，正在积极推行洋务运动【11】。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十分恶劣，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力，又受到封建势力的剥削和摧残。同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弱小，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要求“民主”，要求进行改革；然而，由于他们与封建势力的联系，他们害怕彻底的革命，希望能在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和平改良，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维新变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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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鲸吞蚕食，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使人民寻求救亡之道，这就是维新变法运动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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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失败的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同时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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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从“公车上书”开始，以“戊戌六君子”的惨烈就义为结束，时间虽然很短，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历史发展中却不容忽视，其中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也是维新变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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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改号更生，世人称之为“南海先生”。他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康有为从小有“神童”之誉，聪慧异常，而且读书也十分刻苦，总是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被乡里人戏称为“圣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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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岁时拜广东大儒朱次琦为师，受其影响，专读经学、史学、理学等方面的书籍，放弃八股文。经过十分系统的学习，康有为认为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实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为救国之道。1878年，康有为离开他的老师朱次琦，开始寻求新的思想。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游览，见香港街道整洁、治安严密，对资本主义有了切身的感受，感到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十分值得学习，于是开始购买和阅读西方书籍，开始了他学习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后来他又大量购买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既有西方各国的历史、游记等人文书籍，也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书籍，对这些书籍，他都苦读精思，学问大有长进，为他的变法主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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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然而中国在战胜的情况之下，竟然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种耻辱深深地刺伤了康有为，使他产生了变法维新、救国图强的思想。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身份向皇帝上书，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但这次上书并没有能上达皇帝。此后，康有为开始准备变法的理论基础，1891年和1896年分别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篇著作，再加上《春秋董氏学》等其他著作，一整套变法革新的理论就产生了。在著书的同时，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学堂，鼓舞学生关心国事、积极参与变法，为变法准备了人才。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期拜康有为为师并成其高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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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同梁启超一起发动18省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反对卖国条约，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强调通过变法强国富民才不至于亡国。这是康有为继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后的第二次上书。这次上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提出了变法的具体主张，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也是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但是，都察院却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次上书。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大体上分为“帝党”和“后党”两大派，也有一些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洋务派官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顽固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倾向赞同变法，但是他们并不掌握实权。朝廷的一切实权部门都掌握在“后党”手中，光绪帝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由于顽固派的作梗，“公车上书”没有能够到达光绪皇帝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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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画像。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1888年至1898年间，曾7次上书光绪，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报纸，鼓吹改良主义理论。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受慈禧镇压，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2年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运动。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旋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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