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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主要是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论证理想国家的基本原则，但现实政治使柏拉图认识到理想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民主和法治的意义也是需要重新评估的。所以他在《法律篇》中设计了一个“第二等好的理想国家”，在坚持理想国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对这些原则在国家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具体实施都进行了重要调整。柏拉图依然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将权力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而人性又是自私的，因此，必须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法律篇》接受了有限民主的原则。在“第二等好的国家”中，柏拉图引进了混合政体。他指出，把全部统治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毁灭性的，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都需要在几个方面之间划分权力。在现实中有两种政体模型，即个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和群众统治的平民政体，两者都有偏颇，健全的政体应该是两者的混合，即将平民成分和某种个人权威相结合。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柏拉图坚持声称理想国中的公有原则是好的，但超出了人性所接受的程度。作为对人性弱点的让步，“第二等好的国家”放弃了理想国中的一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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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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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柏拉图所设想的“头等理想国”，还是退而求其次的“二等理想国”，都没有能挽救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危机。然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却对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和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柏拉图在哲学、美学、教育学、数学等多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最清楚地概括了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哲学之发展成为科学，确切点说是从苏格拉底的观点发展到科学的观点。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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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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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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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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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4年前后，古老的波斯帝国在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联军的铠甲和长矛下覆灭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马其顿人耀眼的武力荣誉下出现。从希腊到印度河流域、从埃及到中亚的广阔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和同样敬畏的神情谈论起这个帝国的年轻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谈论他的年龄、他的才学、他的军队、他的独裁作风以及他的老师——那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曾经许诺要给他的儿子一个最优秀的老师，在千挑万选之后，他在给这位老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儿子，但我感谢神灵赐我儿子，还不若我感谢他们让他生于你的时代。我希望你的关怀和智慧将使他配上我，并无负于他未来的王国。”而这位老师也不负众望，他教给了亚历山大哲学、医学和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塑造了他的人格；并且谁也不知道，他的政治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位盖世无双的帝王，从而改变了历史的版图和无数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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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出生于马其顿帝国的佩拉。他是勇士当中最英勇的勇士，国王当中最伟大的国王，统帅当中最英明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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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亚历山大对他的这位老师十分尊敬，派专人供他驱遣，协助他作一些或许大家都不懂得的研究，并且给了他重达四万八千多磅的黄金作为研究的费用。在行军的途中，亚历山大一边指挥着那些可以永载史册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一边命令他的士兵为他的老师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的资料，然后用快马从战场上送回雅典，送到他老师的手边。亚历山大在为他的帝国而征战，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也在悄悄地搭建另外一个帝国——一个知识的、哲学的和思想的帝国，只是他做得更出色也更成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他的帝国随着他生命的猝然离去而分崩离析，帝国的荣耀和帝王的生命一样归于尘土；但是他的老师的“帝国”却长久地保留下来，直到现在还在为人们所寻觅和探究。亚历山大只是走到了小亚细亚，帝国的边缘划定在那里；但是他的老师的影响力却超越了海洋和陆地，遍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把遥远的帝国交还给历史，但是却把这个智者的名字刻在了思想的图腾柱上，这个名字就是：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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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富拉基亚的斯塔基拉城。那时候正是公元前384年，这座城市处于希腊的殖民统治之下；在它的附近，强大的马其顿王国正在兴起。亚里士多德的家庭是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级，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在父亲的熏陶下，年幼的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和实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不久，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小亚里士多德在亲戚的家中长大，17岁那年被带到雅典，先入伊索克拉底的雄辩术学校学习，旋即转入柏拉图的学园，入科学组学习，成了柏拉图的学生。在这里，他一学就是20年。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勤奋刻苦，涉猎广泛，并且显露出超人的才华，深受柏拉图的赏识，被称做是“学园之灵”。但是柏拉图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很聪明，思想敏捷，不同于常人，因而在很多问题上有着独立的思考与见解，也常常和老师的意见相左。柏拉图认为，如果对他不加以管教，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但是事实证明，天才是没有办法用陈旧的思想来约束的。在真理面前，亚里士多德坚定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并不因为对老师的尊重而放弃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在学园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们经常争吵，有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会把老师问得回答不上来。他不同意柏拉图把真实存在看成是“人的理念”的唯心观点，而是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是靠什么观念产生的。是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在人们的头脑中才有三角形的观念。代数和几何的定律也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他还认为，生命和世界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空间和物质。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树就是树，由种子长成，结出果实。离开实实在在的树，仅仅是头脑中的树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亚里士多德更注重对事实的研究，他努力地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但是柏拉图却并不欣赏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到了柏拉图的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就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亚里士多德曾经隐喻地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后来，亚里士多德终于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观点。但是，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论者，当他碰到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的时候，还是要把老师的一些唯心论的观点搬出来帮忙，常常弄得自相矛盾，在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种观点中摇来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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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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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去吕底亚投靠僧主赫尔米亚。赫尔米亚在柏拉图学园中与亚里士多德同学，相交甚笃。在赫尔米亚那里，有一个柏拉图的门徒的小组，他们想在赫尔米亚的支持下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但是在公元前343年，赫尔米亚被波斯人所杀，亚里士多德迁居米底勒尼，在那里研究植物学。就在同一年，亚里士多德接到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信，成了当时还只有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他的教育方式和柏拉图的有明显不同，更注重培养人，发展学生的人格，给他以一般的哲学熏陶。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这种师从宴游的快乐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前336年，腓力被刺，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开始了著名的远征，一个动荡的时代开始了。就在这前一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受到了优厚的礼遇，除了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慷慨的馈赠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名噪一时，在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占有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这里，他建立了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按照自己的理念教授学生，传播自己的思想。在雅典城的郊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身边跟随着十多位青年，他们或是在树林中逍遥自在地漫步交谈，或是坐在山谷溪旁的大石头上，热烈地讨论着著名的三段论或是其他问题。没有人去打搅他们，因为雅典人都知道，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正在给他的吕克昂学园的学生上课呢！他们这种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的轻松自在的学习方法为人们津津乐道，被称为“逍遥学派”。吕克昂的学风和柏拉图学园的学风大不相同，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也更注重提出疑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在哲学及古代知识的许多部门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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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插页（亚里士多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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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时光，他的大部分著作完成在此时。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天文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理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在他的著作中，几乎古希腊人所掌握的任何学科都无所不有。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浩如烟海的著作大多都湮没不闻，流传至今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并且多是学园讲义经后人编纂完成，在形式上不完整，而且重复累赘之处甚多。但是正是因为是讲义，更能够反映出亚里士多德的最精深的学术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现存的主要有《政治学》及《尼各可马伦理学》。他也曾组织学生对158个希腊城邦进行实证的考察研究，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几乎都失佚了。1890年才在埃及发现了《雅典政治》残篇，这是我们研究雅典政治的最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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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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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继承并且丰富了柏拉图的城邦理论，他留下的《政治学》一书，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思想，而且第一次创立了独立的政治学体系，是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不仅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而且反映了其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上升为一般，从特殊升华为普遍的范例。他在书中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理想的社会制度等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提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其本性必须结成社团才能生存，而社团的最高形式是城邦，进而成为国家。他认为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并说：在城邦之外的，非神即兽。因此，城邦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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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事物的结局即是它的自然本质，因而是好的和善的。城邦起源于家庭，家庭发展为村庄，村庄又发展成为城邦，城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涵盖最广阔的社会团体，在本质上高于个人，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完成人的本性。他说，所有人类的一切作为，其本意总是在追求某种“善果”，人们建立的一切社会团体，也都是以“善业”为目的，城邦是所有社会团体中最高的一级，包含也最广，因此它所追求的善业也是最高的和最广的。人不是神，如果没有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人就会堕落得比社会动物还要坏；城邦可以给人以新的特性和本质，个人的善也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完成，因此城邦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城邦至上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成为国家主义的滥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因为城邦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可以使人提升，实现人的本性，因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并且它的特征就在于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功能。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城邦的政治体制的考察，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城邦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精神生活第一位，物质生活第二位。人们要过优良的生活，必须有充裕的物质财富、健全的身体和高尚的德行，显然，其中德行是最重要的，外物、躯体都只能作为追求德行的手段。因此，一切明哲的人都应只为灵魂诸善而借助于外物，不能为外物诸善而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地位。由个人的德行推至城邦的善业，他指出，凡是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一个优良的城邦和一个人一样，必须具有勇敢、正义、明哲等诸种品德，才能使公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由此，引出城邦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非战争的、非扩张的，不是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和支配，而是为了实现善的生活和对现实的参与。在这里，政治学和伦理学没有分离，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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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中，城邦的道德政治基础在于城邦的统一、法制和公民。他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统一而成为联合体，但是统一并不是也不能是绝对化。在这一点上，他和柏拉图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是由哲学家永远担任国王，使整个城邦的一切均“尽可能求其划一，越一致越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这种绝对的统一违背了人性的两个动因：对财富的占有欲和感情上的排他性。人们都会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更关心其他人的利益，这也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他说，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各自以他们的所能和所得相互服务相互补充，这才能使全邦的人们过渡到比较高级的生活；只有不同品类的人们各尽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自己也才能从别人对社会的贡献中取得应有的报偿。城邦是不同人的统一，是为了不同的人之间的相互服务，但是这种统一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否则便会违背人的不同的天性，也就是违背了善。要维持这种有限度的统一，需要正义和友谊这两大支柱。正义有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之分，普遍正义是完美的道德，在城邦中表现为守法，因为法代表着良好的生活，也代表着善在城邦中的实现。特殊正义是具体的正义，以平等为原则，城邦就是平等的联合体，但是这种平等是“比例式平等”，即每个人按照自己不同的能力和资质得到不同的东西。按照这个原则，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蕴含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提出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要靠由友谊生发的馈赠来对实际的不平等进行弱化和调节。城邦的法律来自于人的天性，是道德规范、理性统治和自然本质三者的统一，体现了最高的善。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讨论了政治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权力应该由人来掌握还是要依赖于完备的法律。他认为良好的城邦要依据法律来治理，虽然法律有不完备的情况，需要执法者来进行调节，但是执法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城邦在成为至善的同时又是公民的组合，公民的优劣与城邦的优劣有密切的关系。公民的品德评定与政治相联系，必须符合所在城邦政治制度的要求，与一般善人的品德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政体下，公民的资格是不同的。在理想的情况中，公民只是城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但是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却被定义在公民的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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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年轻的追随者，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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