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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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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狮子与狐狸——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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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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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意大利虽然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但由于交通路线的变更和贸易中心的转移，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封建割据、领土分裂。统一意大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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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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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494年参加反美第奇家族的起义，从1498年起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罗伦萨防务，后曾出使各国。1513年美第奇家族复辟，遭逮捕和监禁。恢复自由后，长期隐居庄园，著书立说。不久，他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10年》问世。此后开始创作喜剧《曼德拉草根》。1520年，完成《论战争艺术》。1525年，他把8卷《佛罗伦萨史》献给教皇。他在这部著作中独辟蹊径，打破了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同年，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丽齐娅》。1526年4月，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次年，教皇组织科尼亚克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马基雅维利参加教皇的军队作战。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后，他回到佛罗伦萨，希冀重新得到任用，但新政权因其与美第奇家族有过交往，拒绝其要求，遂忧愤成疾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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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是《君主论》。1513年，马基雅维利呆在偏僻的郊野之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危机而忧虑，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完成了他的《君主论》一书。像那个时代写作君王宝鉴的作者们一样，马基雅维利把它献给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小洛仑佐，希望能借此换得一官半职，同时也能挽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可惜，对于这样一部后来成为政治学史上的辉煌名著的书，耽于逸乐的小洛仑佐仅仅赏给马基雅维利两瓶葡萄酒，便置之一边，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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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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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多年从政阅历的理论总结，马基雅维利在本书中一反古代和中世纪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摆脱道德和神学的束缚，开始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总结国家强弱、权力得失的原因。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最早把政治的实质看做权力问题，将法律、军队、权术视为权力的工具，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确立了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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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书本重实际，从人们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研究政治问题，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的见解和方法迥异于古代和中世纪道德为先的观念，开始把政治问题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从此成了西方人观察国家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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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实中的人性，马基雅维利侧重于性恶论，并将这种人性观贯穿在他的国家学说中，提出人们结合为国家的原因是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争取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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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一书将国家的存续提升为绝对的规范，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功能与目的，因而在特定情境中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制约。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论点后来被他的朋友圭恰尔迪尼概括为“国家理性（理由）”（reason of state）。马基雅维利说：“不当恺撒，便为布衣。”因此，为了将意大利建成统一的强大的共和国，君主可以不受限制采用任何手段，政治原本就是介于人性与兽性之间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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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乡村别墅的书房，他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热爱写作，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描写文艺复兴时期道德观念的喜剧《曼德拉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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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基础，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军队。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实力的作用，认为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反对使用雇佣军队，主张建立纪律严明、忠于国家的公民军队。从古希腊以来，政治和道德一直联系在一起，国家被视为实现某种正义或善业的组织，而马基雅维利第一次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最早将政治的目标和道德区分开来，从此权力便成为一切相关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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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体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过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将这三种方式称为正确形式，而将它们的变形称为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统治。这些政体循环更替，都不稳定。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形式是混合政体，让人民代表、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同时参与政权的行使。马基雅维利赞赏罗马的共和制度，认为共和制是一种合理的政体，但马基雅维利认为它必须在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因此，基于意大利的现实，他主张建立君主专制制度。马基雅维利认为当时的瑞士和德国比意大利先进，可以建立共和制。意大利则处在分裂状态，仅在佛罗伦萨，政治冲突和社会分歧就深刻而频繁。人民是一些乌合之众，而且道德败坏，城市的国家机构未能成功地调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意大利靠共和制无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权力。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君主政权，给予君主无限的权力，通过王权来制止分裂和冲突，只有靠君主制才能实现全意大利的统一。不过，马基雅维利只是将君主的独裁看做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他认为在国家统一后，还是应该实行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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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主的统治艺术，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君主运用权力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1）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君主靠法律来约束，人民通过法律来治理。但法律有时无力制止人的贪欲，法律必须以武力做后盾，所以君主的统治一靠法律，二靠军队。马基雅维利力主恢复国民军和义务兵制，认为当时王朝所用的雇佣军和外国援军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没有国家意识，对谁都不忠诚，对于雇佣军来说，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卖命，他们无视法律，随时都有可能叛变，因此必须培植忠于国家和君主的军队。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训练一支由市民组成的义务军，国家内所有17到40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都要接受军事训练。（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君主全部事业的成败。（3）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须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对外要显示仁慈，内则要效法狐狸与狮子，因为狐狸狡猾有余，但是不能抵御豺狼；狮子十分凶猛，但是又容易陷入猎人的陷阱。君主应该既要学会狮子的凶猛，又要学会狐狸的狡猾，也就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暴力又要欺骗。（4）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5）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马基雅维利说：“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在第十二章《论君王如何守信》中，他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让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他又进一步说：“对于一位君王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具备我在前面文章中列举的全部优良德行，但是表面上则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德行”，并指出，“那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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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王洛泰尔一世的画像。马基雅维利将君主的独裁看做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他认为在国家统一后还应实行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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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国有世袭的和新奠基缔造的两种。他针对这两种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世袭王国的君主，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分出格，亦即不犯天理难容的罪恶，那么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臣民们所深深地拥戴。”但是，对于新缔造的王国，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其一是对所得来的土地上余存的旧统治者的残渣余孽必须斩草除根；其二是维持该地区原有的法律及税制……我们要加害于人，一定要害到使其无法翻身的地步，让对手的锐气消失殆尽，我们就无须再去担心他的复仇之念了。”这些表面上看来都是与社会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但无疑是政治统治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在第八章《论以邪恶手段获得君王权位者》中，马基雅维利更是赤裸裸地说：“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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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很有相似之处，身世方面都出身贵族，都有良好的教育，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都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而且仕途命运都比较悲惨，也都是中年早逝。思想上二者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人性的思考都侧重于性恶论，都坚持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同样主张用法和国家暴力机关进行统治，君主要懂得统治艺术和手段；他们都重视从历史和经验中吸取经验和学识；都十分强调君主的权术。中外历代对两个人思想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往往是毁多于誉。但无论是中国还是意大利，历代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统治事实都表明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往往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举个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之前，为了与其弟兄争夺帝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同时迫使父亲唐高祖立他为太子，并很快传位予他。唐太宗的这些所作所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都是大逆不道的，但是由于他即位后能够任用贤才，努力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后人在评价唐太宗时也往往忽略其杀弟弑兄、逼宫即位的历史，“贞观之治”使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这也符合马基雅维利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君主可以摒弃道德规范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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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最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这些政治无道德论，即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对那个时代意大利混乱凶险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尽管内心对古代罗马共和国的高尚和强大充满憧憬，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中统一国家、建立秩序，依靠的不可能是美德而只能是强力。第二，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它不再是实现某种正义或善业的工具，保有权力本身就是政治的目的，因此能否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就成为评判一切政治行为的标准。他把政治从其他社会领域中相对分离出去，道德只有与政治发生关联的情况下才会被加以考虑。所以与其说马基雅维利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根本不关心道德。第三，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只有国家和法律背后的力量才能使社会保持一体，因此道德义务最终必须由国家和法律规定，法律高于道德。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由于道德是法律制定的，他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评判统治者行为标准只有一个：他所从事的扩大和保持国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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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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