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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在战争中与硝烟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尽头。但是，拜占庭的文明却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得到了永恒。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建于公元330年，它的建成，标志着古罗马灭亡后，基督教文明的首次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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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政治思想都是在教权与政权斗争中产生的，是实践需要的产物，很少有理性的加工和抽象的推演，它们体现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当中，甚至体现在仪式和礼仪当中，基本上没有以独立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述出来。像《理想国》、《政治学》那样的鸿篇巨著已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传奇。后世把中世纪看做是政治理论的荒原，但是即便如此，这段时间内也仍然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出自于教会，或是身为教父，或是位居教皇。其中最能体现基督教神学政治观念发展历程和思想变迁的当属奥勒利乌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中世纪政治学说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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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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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年代，他一生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分裂以及被异族入侵的全过程，其学说是综合了各种传统、信仰和思想的缩影。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是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创立者、教父学的著名代表，他的思想在整个中世纪对基督教学说和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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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距沿海城河马城以南45英里的塔加斯特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他从异教徒的父亲帕特利西斯那里继承了敏锐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激情。他的母亲莫尼卡出身于贵族家庭，倒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光芒怀有纯洁的渴慕与质朴的虔敬，但是这种高尚的情感并没有对早期的奥古斯丁产生太大的影响。年轻的时候，奥古斯丁一方面沉溺于肉体的情欲之中，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不断地寻求和徘徊。19岁的时候，他读到西塞罗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从此立志攻读哲学。他信仰过摩尼教，接触过学院的怀疑主义，但是这些并没有给他的心灵和思想带来安宁和满足。公元375年，他从迦太基的学校毕业以后，先后在家乡和罗马教学，在此期间，开始研究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并且深受影响。新柏拉图主义崇尚精神，鄙视肉体，主张上帝是世界万物源泉和归宿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这后来成为他全部神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加上和当时的米兰主教圣·恩布路斯的交往，同时母亲的影响力也开始在奥古斯丁的身上显露出来，使他的思想与信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387年，他接受了迟到几十年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年33岁。随后他返回家乡塔加斯特，并且在河马市做了主教的一名助手，42岁的时候成为河马市的新主教。虽然河马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奥古斯丁的卓越才华为他赢得了显赫的声誉，很快他就成为基督教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他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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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奥古斯丁主教的十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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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城》是一本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的鸿篇巨著，全书共有22卷，集中反映了奥古斯丁的政治观点，并成为封建社会中教会和世俗两个集团相互斗争的思想工具。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历史哲学，并且第一次为神权政治思想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尽管在奥古斯丁出生以前，基督教就已经被世俗政权接受为合法的宗教，但是它在世俗社会中的传播是否为人类带来了安宁和幸福的问题，却一直是基督教与异教派别的争论所在。公元410年，当罗马被哥特族劫掠的时候，异教徒很自然地就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他们说，在信奉朱庇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是现在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所以他也就不再保护罗马人了；罗马城的沦陷是背叛本民族的神灵、转而崇拜基督的罗马人应得的报应。为了回击对基督教的这种责难，奥古斯丁开始着手写作《上帝之城》，从公元412年到427年，这本书陆续写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涉及的面也变得越发广泛起来，终于发展成为一部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基督教历史纲要。他在书中对罗马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并结合神学思想阐述了基督教和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双城之说”，并借此阐发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和社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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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世界上的统治分为两种：一种是善的统治，是上帝之城；一种是恶的统治，是地上之城。在上帝之城中的人们爱上帝，蔑视自己，过着高尚的精神生活，向往至善，追求永生；在地上之城中的人们爱自己以至于蔑视上帝，他们追求享乐与权力，犯罪作恶，醉生梦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着这样明确的两种政权的区分，它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只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由上帝来把两者分开。这两种“城”是直接地和人们的最终命运相关的，“一种将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另一种将注定和魔鬼永远受苦”。在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和平，一种是永恒的，人们能以完善、和谐的方式与上帝共享欢愉；另一种则是短暂的和转瞬即逝的，由于人们的罪过总是带来种种灾难，常常使社会失去秩序，因而无法享受永久的和平。但是要注意的是，奥古斯丁虽然贬抑地上之城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和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地否定世俗统治，没有把世俗的政权等同于魔鬼的权力。相反，他仍然认为现存的世俗权力是上帝赋予的，是维持世俗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人们通过有序的社会交往，最终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这也体现着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善良愿望。通过“地上和平”的视线，有助于人们去得到并且享受“天上和平”，而教会正是引导人们从地上之城进入上帝之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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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之城”是虔诚的基督徒心目中朝圣的航向，而教会在上帝的救世计划中充当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人们应该在教会的权威下团结起来，以教会的利益寄托自己得救的希望。一个好的国家、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因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组成的社会之中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要求的高度美德，有助于克服一切世俗政权的缺陷。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世俗权威的存在，他只是把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作了区分，认为教会和世俗政权应当各自有一套独立的法律、权威以及服从关系。基督教的社会有着双重的面貌，而社会中的公民也有着双重的责任。基督徒应当对他们的君主负有服从的义务，遵守既定的法律；而统治者作为基督徒，也应当向上帝表示自己的顺从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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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反映了帝国末期人们对以往国家观念的一种转变，城邦或者国家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至善。从信奉上帝开始，人们已经开始和国家疏远，让教会和国王一起分享人们的忠诚。但是在当时，世俗权威仍然有着相当的地位，市民对于世俗政权的义务也并没有因为教会权威的增强而被取代，因此，奥古斯丁在歌颂上帝之城的同时，仍然承认了世俗权威的存在和必要作用，并没有直接提出教权要高于王权的政治思想。尽管奥古斯丁并没有建立起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一直支配着整个西方基督教社会8个世纪之久。但是到了13世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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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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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在中世纪幽深的舞台上，他的名字叫做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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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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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洛加赛卡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与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奎那5岁时就被父母送入本笃会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学习，在那里接受了九年的义务教育。14岁进入那不勒斯大学，1244年又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了有“真正信仰的警犬”之称的多米尼克会（Dominic），从此致力于神学的研究与传授。1274年，他应教皇格利高利十世的邀请，赴里昂参加宗教会议，途中逝世，年近49岁。但是短暂的一生并不影响他成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也并不影响托马斯主义成为经院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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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古斯丁不同，阿奎那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教会和反教会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当时封建教会的统治遭到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王权的共同反对，在日益发展的神学异端思想和阿威洛伊—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发生了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维护教会的神权统治，成为当时教会神学家面临的迫切任务。阿奎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了他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他的政治思想就包涵在他的神学思想中，成为他庞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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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奎那的思想源流正是得益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他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划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因此他的政治理论与奥古斯丁相比较，更具有系统性与针对性。他所创立的“托马斯主义”带有浓烈的调和色彩，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力图构思一个上帝、自然和人的合理格局，在这个结构当中，教会和政府都有着合适的位置，而不是贬损一个抬高另一个。在这一点上，他和奥古斯丁有着相似之处。他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各个流派的观点，集中地表现出鲜明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特征，尤其是在他的国家观、政体观和法律观三个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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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国家观学说几乎完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论断，但是他并非完全僵硬地照搬，而是依据基督教的思想对其加以改造，使之置于神学理论的框架之下，为基督教的信仰服务。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认为城邦和国家是起源于人的自然天性，“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倾向于在城邦和国家中集体生活。但是，他认为这种天性是出于上帝的赐予，因而城邦的建立也是出于上帝的意志，国家是上帝的创造物。城邦或者说国家仍然是通过促进公民的幸福和维持和平与和谐来追求最高的善。一个能使公民过有德行的生活的城邦，必然是一个有政府和法律的社会，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威或是一套制度，来保证“至善”的实现。但是，城邦既然是源于上帝的创造，那么上帝就是高于万物的。城邦本身不再是衡量公民素质的最终依据，也不再是衡量善或恶的标准。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超越于城邦道德之上，而且完善的社会秩序也不再依赖于城邦生活和人类的制度，它们仅仅存在于“上帝之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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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奎那看来，城邦目标的实现与政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一个政体的好坏，要依据是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只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的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的。他提出，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和一致，在于和平与安宁，而君主制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所以是最好的政体。但是从现实看，像阿奎那所希望的那样能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的君主几乎找不到。因此，这种理论上绝对完美的君主制并不可行，更多的时候，君主制会蜕变成暴君制，人民反对暴政的举动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他是最早提出人民有反抗暴政权利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却对这种反抗作了种种限制，强调不能因为抗暴而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害，并且认为上帝派恶人来进行统治，也是对世人罪孽的惩罚，因此人们只有先赎，才能不再受暴政的折磨，而且也只有上帝有力量使一个暴君的铁石心肠变得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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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何种政体，阿奎那都认为只有法治是始终可行的统治方法。因为法是理性的准则，而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人类的行为必然要以法律为尺度。即使是国王，他的权力也必须受到法律的节制，而且法律必须以整个社会的公共幸福为真正目的。阿奎那把法律分为四类，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和智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法是人们“赖以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之光”，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反映。神法是教会制定的法律，是上帝的启示。但是真正直接应用于人的成文法律还是人法，是人类根据自然法的规范和依靠推理的力量对社会所作的“特殊安排”。人法是自然法的必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自然法的准则。君主依靠法律来进行统治，虽然法律由君主制定，但是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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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政治学说经过了严密而精确的论证，把作为古希腊经典思想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兼容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仰和理性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在他那温和的带有调和色彩的“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中，启示虽然高于理性，但不悖于理性；神学虽然高于哲学，但不否定其理论性；神权虽然高于政权，但不降低其权威性。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宗教和世俗思想的权威，更为后世奠定了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他自成体系的托马斯主义，更是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高成就。1323年，他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追封为“圣徒”；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庇护五世授予他“天使博士”、“圣师”的称号；19世纪末，教皇利奥十三世号召复兴托马斯主义；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兴起。人们似乎一直都在用事实证明，托马斯主义和他所论述的神权思想一样，在基督教社会中拥有着历久不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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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院哲学【2】和神学思想只是中世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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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世纪快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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