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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体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过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将这三种方式称为正确形式，而将它们的变形称为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统治。这些政体循环更替，都不稳定。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形式是混合政体，让人民代表、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同时参与政权的行使。马基雅维利赞赏罗马的共和制度，认为共和制是一种合理的政体，但马基雅维利认为它必须在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因此，基于意大利的现实，他主张建立君主专制制度。马基雅维利认为当时的瑞士和德国比意大利先进，可以建立共和制。意大利则处在分裂状态，仅在佛罗伦萨，政治冲突和社会分歧就深刻而频繁。人民是一些乌合之众，而且道德败坏，城市的国家机构未能成功地调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意大利靠共和制无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权力。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君主政权，给予君主无限的权力，通过王权来制止分裂和冲突，只有靠君主制才能实现全意大利的统一。不过，马基雅维利只是将君主的独裁看做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他认为在国家统一后，还是应该实行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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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主的统治艺术，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君主运用权力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1）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君主靠法律来约束，人民通过法律来治理。但法律有时无力制止人的贪欲，法律必须以武力做后盾，所以君主的统治一靠法律，二靠军队。马基雅维利力主恢复国民军和义务兵制，认为当时王朝所用的雇佣军和外国援军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没有国家意识，对谁都不忠诚，对于雇佣军来说，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卖命，他们无视法律，随时都有可能叛变，因此必须培植忠于国家和君主的军队。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训练一支由市民组成的义务军，国家内所有17到40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都要接受军事训练。（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君主全部事业的成败。（3）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须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对外要显示仁慈，内则要效法狐狸与狮子，因为狐狸狡猾有余，但是不能抵御豺狼；狮子十分凶猛，但是又容易陷入猎人的陷阱。君主应该既要学会狮子的凶猛，又要学会狐狸的狡猾，也就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暴力又要欺骗。（4）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5）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马基雅维利说：“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在第十二章《论君王如何守信》中，他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让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他又进一步说：“对于一位君王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具备我在前面文章中列举的全部优良德行，但是表面上则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德行”，并指出，“那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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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王洛泰尔一世的画像。马基雅维利将君主的独裁看做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他认为在国家统一后还应实行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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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国有世袭的和新奠基缔造的两种。他针对这两种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世袭王国的君主，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分出格，亦即不犯天理难容的罪恶，那么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臣民们所深深地拥戴。”但是，对于新缔造的王国，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其一是对所得来的土地上余存的旧统治者的残渣余孽必须斩草除根；其二是维持该地区原有的法律及税制……我们要加害于人，一定要害到使其无法翻身的地步，让对手的锐气消失殆尽，我们就无须再去担心他的复仇之念了。”这些表面上看来都是与社会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但无疑是政治统治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在第八章《论以邪恶手段获得君王权位者》中，马基雅维利更是赤裸裸地说：“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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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很有相似之处，身世方面都出身贵族，都有良好的教育，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都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而且仕途命运都比较悲惨，也都是中年早逝。思想上二者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人性的思考都侧重于性恶论，都坚持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同样主张用法和国家暴力机关进行统治，君主要懂得统治艺术和手段；他们都重视从历史和经验中吸取经验和学识；都十分强调君主的权术。中外历代对两个人思想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往往是毁多于誉。但无论是中国还是意大利，历代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统治事实都表明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往往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举个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之前，为了与其弟兄争夺帝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同时迫使父亲唐高祖立他为太子，并很快传位予他。唐太宗的这些所作所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都是大逆不道的，但是由于他即位后能够任用贤才，努力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后人在评价唐太宗时也往往忽略其杀弟弑兄、逼宫即位的历史，“贞观之治”使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这也符合马基雅维利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君主可以摒弃道德规范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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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最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这些政治无道德论，即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对那个时代意大利混乱凶险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尽管内心对古代罗马共和国的高尚和强大充满憧憬，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中统一国家、建立秩序，依靠的不可能是美德而只能是强力。第二，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它不再是实现某种正义或善业的工具，保有权力本身就是政治的目的，因此能否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就成为评判一切政治行为的标准。他把政治从其他社会领域中相对分离出去，道德只有与政治发生关联的情况下才会被加以考虑。所以与其说马基雅维利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根本不关心道德。第三，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只有国家和法律背后的力量才能使社会保持一体，因此道德义务最终必须由国家和法律规定，法律高于道德。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由于道德是法律制定的，他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评判统治者行为标准只有一个：他所从事的扩大和保持国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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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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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思想史上是位谜一样的人物，后人对他既有尊崇又有毁谤。对他思想的评论读解，几百年来一直议论纷纭，留下种种相互分歧的评判。有人认为他在政治理论方面导致了一场革命，有人却称之为“罪恶的导师”。据思想史家伯林的统计，人们对此至少已有不下二十种看法，诸如“恶魔”、“魔鬼的搭档”、“强权政治的维护者”、“失意的官场政客”、“共和主义的讽刺作家”、“唯科学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一部《君主论》，哲学家罗素斥之为“恶棍的手册”，而查理五世、黎塞留、拿破仑等却都是其仰慕者。中国人则往往把马氏当成热衷于玩弄阴谋智术，夤缘奔竞于权势之门的鬼谷子之流，一位“厚黑学”的大教主。几百年来，很多反动、卑劣的政客都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其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应该把马基雅维利本来的主张和在历史上逐渐产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区分开来。可以说，马基雅维利洞察了国家的命运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在面对未来时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道理，并且由此告别了古典政治思想，开启了政治科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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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虽然没有很多现金，却拥有很多土地。他的家庭拥有一块已达两百年之久的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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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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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让·布丹与《国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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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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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宣告着教廷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人的尊严不再匍匐于上帝的权杖之下，世俗君主的权威也从基督教会的巨大阴影下解脱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主宰。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与神权政治思想相对抗的人道主义【3】，并且由此催生了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为出发点的君主专制理论。“绝对权力”、“主权”和“国家”这些新的概念被提出，新的理论思想也正在形成之中。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后，法国的思想家让·布丹又把这一理论进一步深化，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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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不同，布丹所在的法国是一个商业发达、君主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国王已经取得了与教会争夺权力的胜利，新的市民阶级蓬勃发展。在已经过去的漫长的中世纪里，贵族与国王、国王与教廷的斗争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凶野的喊杀声淹没了一切，无穷无尽的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简直无法想象的卑劣勾当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发生，而“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就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各附庸国叛乱的分裂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市民阶级和君主结成了反贵族的联盟，为加强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权威进行着持续的斗争。贵族在15世纪的法国是落后的和反动的力量，布丹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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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家族背景并没有成为布丹思想发展的限制，相反，富裕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使他自幼便富有文才、风度翩翩。青年的布丹在杜鲁斯大学修习法律，这所大学当时便以研究专制君主理论而闻名，这对布丹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丹在修完正规课程后，留在学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法学教师，此后又在巴黎出任过律师和检察官。他出色的才华和专深的学识为他赢得了卓绝的声誉，1576年被选为安吉尔省议会的议员和法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并且受到国王查理九世和其后的亨利三世的赏识。布丹以博学闻名天下，不仅是当时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同时还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古希腊哲学和占星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均有较深的造诣，精通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是法国最博学的人之一，被誉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之间的唯一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布丹一生著述颇丰，他思想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仍然是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是把国家的概念引入政治学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布丹就是把主权理论引入政治学的第一人，他是近代西方的主权学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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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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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丹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是《国家论》，俗称《共和六书》。这部著作包含了丰富的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内容，一再强调法国应当确立王权，实行民族统一政策的观点。他提倡历史哲学的研究，看重事实的论据，把政治哲学建立在人类历史的经验之上。他虽然也主张在政治研究中把道德和政治进行一定的区分，但是又反对马基雅维利摒弃道德的绝对的现实主义，认为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是不能分开的，正义和道德是政治学的根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探讨了主权、政体、国家管理、社会结构、环境气候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理想的君主政体的问题，创立了君主主权理论并且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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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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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起源与本质问题上，布丹和所有以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一样，认为家族是国家的起源。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汇合体，但是从家庭群到国家却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暴力的结果。他又强调说：虽然武力是国家的来源，但是武力并不能证明权力的合法性。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的存在，其首要条件是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得到普遍的认同。因此，国家是建立在人们契约“同意”的基础上的，家庭和各种社会团体被一种主权的权威统一成一个整体，这便是国家。就像在家庭中存在集中的父权一样，国家中所有的立法和行政权力都应当归属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集团，他们必须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便是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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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主权是“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真正的基石与核心。同时，它也是国家区别于所有其他组织的根本所在。主权的内容十分广泛，布丹认为它至少包括八个方面：（1）立法权。法律是主权者表示自己意志的命令，因此主权者就是立法者。（2）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的权力。（3）官吏的任命权。官员的权力是从主权者手中派生出来的，是由主权者暂时托付的，因而可以由主权者收回。（4）最高裁判权，并且最高裁判权不能转让。（5）赦免权。赦免权来源于最高裁判权，是最高裁判权的一个部分。（6）主权者拥有要求臣民效忠和服从的权力，臣民有效忠和服从主权者的义务。（7）货币铸造和度量衡的选定权和征收税金的权力。（8）拥有至高无上的称号。这八个部分的权力，构成了一个国家主权的主要部分，并且国家的主权是永久的、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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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的永久性是指主权者不能是委托的或者临时性的职务，主权不能以“元老院”或者“参议院”之类轮选机构的名义执有，而必须以个人的名义永久性地执掌。同时，主权又是独立于主权者而永久存在的，主权者会死亡，但是国家的主权始终自然延续下去。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体现在主权者的法律制定权上面，法律由主权者制定，并且在制定的时候不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主权者的根本实质就是立法者，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的终极来源。他有权制止、废除法律，也能够通过法律来影响风俗习惯。元老院等机构都是主权者意志的执行者，无权立法，因此立法权是主权权力的第一标志。这种对于主权权力的理解与现代主权权力的理解并无二致。同时，主权者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除了自然法和上帝的法之外，主权者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即使是主权者出于自愿受制于法律条文，也是不合理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必须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布丹提出，分割主权带来的混乱会引起国家的颠覆，如果主权可以由不同的人或是不同的机构来掌握的话，那么君主、统治阶层和人民就会同时享有一部分的立法权，在这种情况下，谁该是统治的君主，谁又该是服从的臣民呢？由主权的不可分性出发，布丹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混合政治体制提出了质疑，认为那是一种荒谬的、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国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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