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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古斯丁不同，阿奎那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教会和反教会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当时封建教会的统治遭到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王权的共同反对，在日益发展的神学异端思想和阿威洛伊—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发生了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维护教会的神权统治，成为当时教会神学家面临的迫切任务。阿奎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了他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他的政治思想就包涵在他的神学思想中，成为他庞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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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奎那的思想源流正是得益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他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划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因此他的政治理论与奥古斯丁相比较，更具有系统性与针对性。他所创立的“托马斯主义”带有浓烈的调和色彩，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力图构思一个上帝、自然和人的合理格局，在这个结构当中，教会和政府都有着合适的位置，而不是贬损一个抬高另一个。在这一点上，他和奥古斯丁有着相似之处。他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各个流派的观点，集中地表现出鲜明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特征，尤其是在他的国家观、政体观和法律观三个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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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国家观学说几乎完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论断，但是他并非完全僵硬地照搬，而是依据基督教的思想对其加以改造，使之置于神学理论的框架之下，为基督教的信仰服务。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认为城邦和国家是起源于人的自然天性，“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倾向于在城邦和国家中集体生活。但是，他认为这种天性是出于上帝的赐予，因而城邦的建立也是出于上帝的意志，国家是上帝的创造物。城邦或者说国家仍然是通过促进公民的幸福和维持和平与和谐来追求最高的善。一个能使公民过有德行的生活的城邦，必然是一个有政府和法律的社会，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威或是一套制度，来保证“至善”的实现。但是，城邦既然是源于上帝的创造，那么上帝就是高于万物的。城邦本身不再是衡量公民素质的最终依据，也不再是衡量善或恶的标准。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超越于城邦道德之上，而且完善的社会秩序也不再依赖于城邦生活和人类的制度，它们仅仅存在于“上帝之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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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奎那看来，城邦目标的实现与政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一个政体的好坏，要依据是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只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的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的。他提出，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和一致，在于和平与安宁，而君主制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所以是最好的政体。但是从现实看，像阿奎那所希望的那样能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的君主几乎找不到。因此，这种理论上绝对完美的君主制并不可行，更多的时候，君主制会蜕变成暴君制，人民反对暴政的举动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他是最早提出人民有反抗暴政权利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却对这种反抗作了种种限制，强调不能因为抗暴而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害，并且认为上帝派恶人来进行统治，也是对世人罪孽的惩罚，因此人们只有先赎，才能不再受暴政的折磨，而且也只有上帝有力量使一个暴君的铁石心肠变得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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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何种政体，阿奎那都认为只有法治是始终可行的统治方法。因为法是理性的准则，而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人类的行为必然要以法律为尺度。即使是国王，他的权力也必须受到法律的节制，而且法律必须以整个社会的公共幸福为真正目的。阿奎那把法律分为四类，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和智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法是人们“赖以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之光”，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反映。神法是教会制定的法律，是上帝的启示。但是真正直接应用于人的成文法律还是人法，是人类根据自然法的规范和依靠推理的力量对社会所作的“特殊安排”。人法是自然法的必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自然法的准则。君主依靠法律来进行统治，虽然法律由君主制定，但是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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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政治学说经过了严密而精确的论证，把作为古希腊经典思想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兼容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仰和理性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在他那温和的带有调和色彩的“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中，启示虽然高于理性，但不悖于理性；神学虽然高于哲学，但不否定其理论性；神权虽然高于政权，但不降低其权威性。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宗教和世俗思想的权威，更为后世奠定了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他自成体系的托马斯主义，更是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高成就。1323年，他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追封为“圣徒”；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庇护五世授予他“天使博士”、“圣师”的称号；19世纪末，教皇利奥十三世号召复兴托马斯主义；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兴起。人们似乎一直都在用事实证明，托马斯主义和他所论述的神权思想一样，在基督教社会中拥有着历久不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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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院哲学【2】和神学思想只是中世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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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世纪快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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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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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狮子与狐狸——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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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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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意大利虽然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但由于交通路线的变更和贸易中心的转移，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封建割据、领土分裂。统一意大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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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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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494年参加反美第奇家族的起义，从1498年起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罗伦萨防务，后曾出使各国。1513年美第奇家族复辟，遭逮捕和监禁。恢复自由后，长期隐居庄园，著书立说。不久，他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10年》问世。此后开始创作喜剧《曼德拉草根》。1520年，完成《论战争艺术》。1525年，他把8卷《佛罗伦萨史》献给教皇。他在这部著作中独辟蹊径，打破了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同年，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丽齐娅》。1526年4月，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次年，教皇组织科尼亚克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马基雅维利参加教皇的军队作战。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后，他回到佛罗伦萨，希冀重新得到任用，但新政权因其与美第奇家族有过交往，拒绝其要求，遂忧愤成疾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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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是《君主论》。1513年，马基雅维利呆在偏僻的郊野之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危机而忧虑，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完成了他的《君主论》一书。像那个时代写作君王宝鉴的作者们一样，马基雅维利把它献给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小洛仑佐，希望能借此换得一官半职，同时也能挽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可惜，对于这样一部后来成为政治学史上的辉煌名著的书，耽于逸乐的小洛仑佐仅仅赏给马基雅维利两瓶葡萄酒，便置之一边，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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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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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多年从政阅历的理论总结，马基雅维利在本书中一反古代和中世纪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摆脱道德和神学的束缚，开始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总结国家强弱、权力得失的原因。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最早把政治的实质看做权力问题，将法律、军队、权术视为权力的工具，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确立了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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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书本重实际，从人们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研究政治问题，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的见解和方法迥异于古代和中世纪道德为先的观念，开始把政治问题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从此成了西方人观察国家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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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实中的人性，马基雅维利侧重于性恶论，并将这种人性观贯穿在他的国家学说中，提出人们结合为国家的原因是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争取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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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一书将国家的存续提升为绝对的规范，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功能与目的，因而在特定情境中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制约。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论点后来被他的朋友圭恰尔迪尼概括为“国家理性（理由）”（reason of state）。马基雅维利说：“不当恺撒，便为布衣。”因此，为了将意大利建成统一的强大的共和国，君主可以不受限制采用任何手段，政治原本就是介于人性与兽性之间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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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乡村别墅的书房，他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热爱写作，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描写文艺复兴时期道德观念的喜剧《曼德拉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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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基础，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军队。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实力的作用，认为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反对使用雇佣军队，主张建立纪律严明、忠于国家的公民军队。从古希腊以来，政治和道德一直联系在一起，国家被视为实现某种正义或善业的组织，而马基雅维利第一次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最早将政治的目标和道德区分开来，从此权力便成为一切相关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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