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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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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他与博蒙写出《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译成英、德等几国文字。1835年，托克维尔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侧重分析美国民主在政府与政治方面的体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1839年，他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下一届落选）。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下卷对美国民主政治运行的社会环境，即美国的风俗习惯、学术文化、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解释了美国的民主为什么能够产生并能够良好运行的问题。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并在1842—1848年担当芒什省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托克维尔任制宪议会议员，参加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工作，并被选为新宪法实施后的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6—10月，出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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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动乱年代，先后历经了五个时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前期热切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同时也是一位非实证论的社会科学家，其研究途径较近于韦伯。他说过：“我酷爱自由”，并希望能够促进法国的自由的发展。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建立，使托克维尔对政治感觉悲观失望，从此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而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认识到对于自己来说，“立言比立功更好”。写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托克维尔后期的“立言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在对自由和平等问题的探讨上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整体，充分显现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贵族式的忧郁和天才般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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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褪去了启蒙运动加给民主的神圣光环，使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缺陷的、可操作、可改良的制度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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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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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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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而法国在经历了大革命、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政治动荡之后，也在缓慢且坚定地走向民主。但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应如何运转呢？虽然欧洲大陆的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们已经在大革命前连篇累牍地描绘了理想中的民主制度，但多流为政治宣传手册和对乌托邦的憧憬。在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还在挣扎着走向民主社会的时候，英国已经借助经验主义的温情平和地扩大政治民主的范围；而遥远的美洲大陆上，欧洲的移民已经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实现了思想家所设想的民主制度，当然其所实施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理论家的设想，但其在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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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钟爱自由。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民主时代来临的大潮，但他在审视民主制度的时候，是以是否危害个人自由作为衡量的基本点的。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实地考察，出人意料地发现了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平等原则对自由的危害，在民主制度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时即对民主制度的缺陷提出了警惕。而他又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历史的详细考察，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进一步分析了对绝对平等的追求的危害，认为绝对的平等反而会导致像旧制度一样甚至更为残暴的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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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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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断言，平等和民主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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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民主的进程进行研究，通过对欧洲特别是法国近代历史的考察，认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因此必需建立完善的民主理论，研究民主制度的特征和运行，以适应民主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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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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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一般将“民主”看做是“平等的趋势”，而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体现着这一趋势；有时，他也将民主看做一种多数人掌权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是以人民主权学说为基础的政权形式，是人民共同参与的政府，即“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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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克维尔始终认为民主与平等是密切相关的，不仅民主以平等为基础，而且民主本身也意味着平等，是一种平等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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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为，尽管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具有明显的优点，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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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存在着种种制度上的漏洞，使人有机可乘，利用民主制度的漏洞牟取私人利益，危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有悖于民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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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民主常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由于选举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一些自私的、专制的人员可能通过各种欺骗手段获取管理社会的权力，极大危害了社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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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主为“多数的暴政”埋下种子。这是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最大的担忧。作为孟德斯鸠和贡斯当最杰出的继承者，托克维尔坚信，绝对的权力必然构成对自由的侵害，因此，民主制度的最大危险不在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它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可能扼杀个人的自由，即“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暴政既体现在舆论的统治上，也反映在政治统治之中。而多数的暴政与君主制下的暴政相比，前者无论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后者无法企及的。君主的暴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政治的暴政，而不可能是社会的暴政。而民主制度中的多数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社会乃至道德的权力，多数是真理的化身、道德的体现。任何人如果与多数的意见相左，他首先倾向于反省自身，而决不敢对多数的判断力提出疑问，这样，多数的暴政代表了对人格的根本否定，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因此，他相信，如果民主制度在一个缺乏对民主制约的社会中建立，其结果必然是集权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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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明确阐述自由与民主两种理念可能发生冲突的思想家。自由与民主两种理念的分别乃至冲突，是20世纪自由主义热衷议论的主题。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从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描述中找到了极权主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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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民主制度转变为多数暴政，侵害个人的自由，托克维尔沿袭了孟德斯鸠对法制和分权的强调，认为必须通过明确的宪法条文和合适的分权制度捍卫少数人的利益，避免他们被多数压制得无法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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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托克维尔还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作用，他认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这是保证任何民主不至于堕落为多数暴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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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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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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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探讨了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因素。他提出，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三项：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这三种因素都对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如果按照贡献的大小作一区分的话，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又不如民情。托克维尔提出制约美国民主结构的三种因素（自然原因、法制原因、精神原因），这成为他政治社会学的重要构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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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克维尔认为，任何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国家，如果要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都必须注重民主精神的培养，通过倡导有利于民主制度的风俗、习惯，为民主制度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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