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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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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英国的政治哲学家伯林发表了《两种自由概念》,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个对比的概念,并非伯林所创,18世纪的康德、19世纪的贡斯当、20世纪写欧洲自由主义史的德·鲁杰罗等人都使用过这对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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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的开篇将积极(Positive)自由定义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而被称之为消极(Negative)自由的是说:“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在一般意义上,这二者通常被理解为“free to do”和“fre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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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同理性主义的观念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构成了人的本质,主张“自由”应该包含在符合理性的行为和生活中。因而,依照理性而生活就是符合人的真正的本质,就是自我决定,就是自由。这里的自由等同于自主(这正是伯林所反对的观点)。如果有的人不能发现理性并按照理性来生活,那么那些有足够特权知道并按照理性生活的人将会对其进行引导乃至于强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人,这种引导或强制不仅能够增加其个人的利益,而且能够促进个人的自由,即将非理性的人从低劣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并帮助他成为真正的理性人和自由人。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积极自由不仅与权威相容,而且与权威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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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极自由,伯林认为其核心就是“在两种不可兼得的情势下选择或不受别人妨碍的选择权利”。也即“免于强制”的自由。这种选择是在那些不仅有差别、有竞争,而且有时是不可通约的善之间的选择,这是一种基本选择,即不受理性控制的选择。他将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事实上,“正是人类的选择能力和选择活动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消极自由的本质是在两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不难看出,与积极自由主义相比,消极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尊重人而不是管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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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比较和辩论,澄清和坚定了自由主义的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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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阶级自由和无产阶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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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形成理论并把自由推向高于一切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自由和平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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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的资本剥削,破坏掉了封建宗法关系,但是同时资产阶级把金钱的力量也发挥到了极致。谁占有金钱、财富,谁就拥有权利和自由,愈是有钱就愈有自由。无钱无权又无势的广大贫苦百姓只能徘徊在“自由”的大门之外。美国著名学者帕伦蒂抨击说:“法律冠冕堂皇地规定富人和穷人可以同样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同样雇佣院外集团和华盛顿律师来对担任公职的人施加压力的自由,有拥有报刊或电台来制造舆论的自由,有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事竞选活动,来挑选称意的人或他们自己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但是,这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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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驱使和束缚;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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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自由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公民自由的践踏;二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觉悟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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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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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秩序的问题是人类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从人类的本性来看,人应该是自由的,对人的任何奴役和压迫都是对人性的摧残。但是当政治社会出现之后,绝对自由就成为了政治社会的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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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是自由的,任何对人的奴役和压迫都是对人性的摧残。这是古希腊的奴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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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对自由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看看秩序的问题。我们分析自由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存在,而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身就以这为秩序。我们所谓的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宇宙间万物运行的规定。社会秩序构成了社会人群之间的行为结构和游戏规则。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有自由无秩序,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有秩序无自由,则社会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因此,自由和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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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由需要秩序作为保障,秩序需要自由作为动力,最终达到秩序中有自由、自由中有秩序的状态。自由的发展并不以损害秩序为代价,相反秩序本身也随着自由的进步而发展和完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为自由开辟了更为广大的空间。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条件,秩序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亨廷顿【4】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人类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亨廷顿在这里强调了秩序,但并不是放弃或者牺牲自由,而是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使社会稳定,从而更好地在秩序中求得自由。正如卢梭所持的观点:“社会秩序乃是一项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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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规范的秩序和充分的自由是一致的。我们用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的一段论述来结束这个话题:“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只有在构造较为全面和较为复杂的社会秩序中,较高层次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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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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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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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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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最初是为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提出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先提出“人权”概念。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否定神权,呼吁从神学束缚和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人性和自然法出发,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代表人物洛克认为,人人都享有三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三种天赋人权就是:生命权,即保卫人身安全、生命不受到伤害的权利;自由权,即人身和思想的自由不受他人支配的权利;财产权,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天赋人权的核心是“生命”;基石是自由和平等;理论逻辑是每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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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利观念的经典表达者。”之后,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阐述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便在人民中间成立起来,由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正当的权力;任何政府一旦变得有害于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或废除而设新政府,把新政府的基础放在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己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之上,并按照符合这一目的的形式组织新政府的权力”。13年之后的法国《人权宣言》,用宪法的形式把天赋人权论加以固定。《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利,之后在1791和1793年的法国宪法中,又进一步把人权细化为平等、自由、安全、财产、信仰、出版和结社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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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天赋人权理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人权宣言和它的民主自由理论一起,开拓了“人”的新时代,对各式各样的人权运动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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